已不是书生 5
2019-11-13 周三 00:05
文摘 ： 历史 发布
从2000年2月23日，家母仙世。到2001年10月23日，家父仙逝。二者只差20个月，在这一年零八个月中，家父一人独居蓝旗营小区的主卧室内。孤独，寂寞在所难免。我们三口儿。都外出的时候，他更免不了思绪万千。在那期间，虽然有历史系教师来给他祝寿。有汤一介先生前来造访，也有副校长何芳川前来慰问。但大部分时间是自己独处。已经摆脱了各种束缚的，它可以正当的回忆周氏家族的历史了。并将自己与天津老太爷的书信给予王贵忱先生，促成了王先生的中式宣纸印刷的《周叔弢先生书简》。和《周一良先生书简》。而更重要的是，汤先生来看他时他向汤先生再次讲明，他自己无求于江青，而是江青有求于他。旧日士大夫最重视名声，而这恶名是他至死也洗不清的一个“梗”。一个死结。两位老人都走了以后。我们把小保姆送到他原来工作过的人家儿。这是我们请来的十多位保姆中最好的一位。父母晚期需要有专人照顾是最淘神的，就为请保姆，附近的介绍所都跑遍了。四道口儿，直到北下关，接过来送回去，走马灯一样换。那时的价钱。已不低了，到我丈母娘用人时。已是十年以后，那就又贵又难上难了。介绍所本身就是他们的经验交流中心。到雇主家，什么能干什么不干。提什么条件？简直跟请佛一样。干不了几天，临走时连吃带拿空手而来，大包小包儿的走。还恬不知耻地问请户主要不要检查一下他的包袱。谁跟他倒那个蛋呀。走后才发现不是少这就是少那个。我们后来单有请了小时工做饭。保姆就是专职护工。他看解放前出的小刀儿好，顺手插入花盆儿被眼处的土壤里。想久而久之，无人问无人找寻，即可顺走。不料被发现。家父原有在自己买的书上签名，盖章的习惯。解放后越来越少有盖章了。保姆没什么事儿家父就请他给书补盖印章，发现她轻车熟路盖得蛮好，一问，在家是村书记的夫人，大印都归她盖。在这儿呆得还挺闲，因藏刀事我请她走。她叫板说：我在这儿呆定了。他们最怕有子女与老人同住的人家，如果无子女照应着的人家，他们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什么你想不到的事儿都可能发生。对比天津我爷爷家自解放前一直用下来的保姆司机厨师。男女都算上各个忠心耿耿处的可好了。他们在老家当地都成了富户，在爷爷家呆惯了，十分珍惜。大厨的儿子在驻外使馆做主厨，回国时还来看老太爷，老太太。哪有像现在这么坏。文革时，一些人家红卫兵挑动保姆起来“造反”就更甭提了。人性坏了坏了的有。近年来，要价奇高，服务每况愈下，愈演愈烈。
家父过世后，等我缓过劲儿来，打起精神处理书吧。家父暮年时曾跟我讲，这些书都留着，将来即使周展他们这一代没有人学历史，再往下或许会有人用的上。在家曾谈及此事，大哥启乾表态说捐了它。二哥就三个字儿卖了它。我只能听，该不着我拿主意。记得2001年搬入蓝旗营时，搬书是一大工程。小妹从美国回来，见状特意找兵团战友儿用桑塔纳卧车多趟从朗润园往蓝旗营运书。她干活不惜力，在兵团就有名声在外，如今不减当年，但观点是明确的，要这么多书干什么？以后都是电脑化了。她没想到书将成为文物藏品。恰她走后家父过世，家父那一万五六千册书。涉猎甚广，全部是史书。他心无旁骛。不看杂书。大哥是搞日本史的天津社科院日本所做过所长。从浩瀚书海中只挑出两三大包书被他肩扛手提带回了天津。他学术急需的也就是这点儿。其它书怎么办？正在这当口儿。上海孟刚来了。他是谭其骧先生的再传弟子。葛剑雄的博士生。在复旦大学留校工作，与家父是忘年交。他与我将洋装书整个儿过手捋了一遍。书上重要的题记其实都摘录下来。上万册的书整理起来工程浩大，是又累又脏。又繁琐的活计。孟刚住在我家，着实整了些天，随时将留存意义不大的书挑出来，码成一垛。这使我想起文革期间二老收监住牛棚时，我们在燕东园里卖了不少书换饭吃。大多是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盖有赠阅章的史书和哲学书籍。我最感兴趣的事是那一律精装绿色书脊的哲学史书。六一年前后半日上课，在家没事儿就看那欧文、傅立叶、柏拉图。雅力士多德等人的著作。那些书放到现在都是好东西，拍卖会上时有见到。当时只收了仨瓜俩枣儿的钱就卖给中国书店了。那时子女每人每月12块五生活费。我们专买大骨头熬菠菜或小白菜。吃完将大骨头装网兜儿里挂在门洞儿的墙上，晾干了去卖废品一斤又挣几分钱。再去买菜。那60cm×90cm×80cm高的一垛欧洲古典名著就这样糟蹋了。到文革后，我家从燕东园24号北还未搬入朗润园时家父又挑出一垛书，垛在北边儿厨房一进门儿。洋人盖的厨房大概有十个平米左右。一垛书就有大概120cm×150cm×120cm一堆。我随手拿上面儿的一本儿词源。一番标价就七至八元。全部才卖百十来块钱以里。看着真可惜死了，书这么不值钱，读书还有用吗？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你，读书无用。
2000年后，在王蒙的新书里写道：“”周一良讲：“百无一用是书生”，既然读书无用，书生自然也就百无一用了。这回我和孟刚整的这垛书有齐胸高了，来看的人不少。是图书馆系权威白话文老先生给张罗的海淀中国书店的薛胜祥经理来了。北大图书馆也来人了。民院图书馆也来了。东语系的王邦维老师也来了，他是季老的接班人。我知道季老和中文系的杨晦是北大文科系主任中少有的两位贫农出身的。这季老的接班人也是贫农出身。巧了。王正在操办东语系要建一个小型的图书馆。他们中只有薛胜祥是来正儿八经来收购的。其他都是奔着让我裸捐的。王邦维面对客厅一整面墙。足有六米长，高两米七的一墙的图书。先是托白先生动员我捐了，我一句话顶回去了，不捐，朋友说花30万买走，我说，30万不卖。出门时他嘟囔着，你爸爸也是共产党。我告诉他，我也当过共产党。此话一出，此事告吹。原本我也没想他们会来，就请的是海淀中国书店，事后薛经理他们分批几次将那多书运走，多少钱忘了，反正不是多的能让人记住数儿的。那批书绝大部分都是有家父签名的，签字版儿。诸位，可知现在他一本儿签字本儿值多少钱了？家父有个习惯，书到手，先签上一良或周一良。多年未改。有感而发的写上题识，晚年加盖有，“毕竟是书生”的印章。再后来右手写不了了，改用左手写，钤有“一良左手”的印。
二老辞世后我的郁闷心情难以抒发，越想越冤。这爹妈让他们给整成这样，成了千古罪人死有余辜了。眼瞅着改革开放老九门都皆大欢喜，这家里总是阴魂不散。是挨整的阴魂，尤其是“梁校”的阴魂，骂大街吧，不过瘾，也没人爱听。没人儿敢听，没人儿来听。吴晓如伯伯曾问我，你要骂到什么时候为止呀。我心说，领袖不是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吗？那我就得天天骂，月月骂，日日骂。骂到死。吴先生很快进入佳境。每日书法不止，晚年出了N多本儿书。时有会议请他参加，自己也去看望老友邵燕祥啊王金璐等老人。我那时住蓝旗营，离他家只需过马路即到中关园。常去他那儿，并陪他外出。家父过世，他就书法挽联纪念家父：“素有文章惊海内，终留清白在人间”。这正启发了我，赶紧整理他的遗著。向后人表其清白。本来作为一位知名学者。“惊海内”是排首位的。但鉴于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具体到他身上，他的人生的典型意义远大于他的学术价值。他是中国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史的一个标本。自从家父的“《毕竟是书生》一书出来以后。众说纷纭。知内情者认为是实事求是。不知内情的认为是自我辩解。在当年的高压气氛下，让人不容分说百口难辨。先是国内不予出版。日本国在1982年先出了精装本。又过了六年。北京十月出版社才出了中文的平装版。但那只是家父当年的认识水平和国内意识形态的宽限度下的文字。家人谁能咽下这口气？于是，我二哥周启博一直没闲着。在美国结合大陆知识分子的整体遭遇。出版了一本儿题为“百般委屈难求全”的中文书。为此他访问了父母成为美国特务的相关人员，李克李幼安夫妇。他们曾是解放前夕在清华就读的学生。与当时清华文史类的中国教授多有接触。所谓收集文化人思想动态。即为情报。大家言者无心，他俩听者有意。解放初一度经英若诚提议。彭真批准作为文化特务被政府关押判刑。二哥还走往台湾多次，去台湾中央研究院查找档案资料，为该书提供详实资料。结合易帜后国内知识分子的遭遇。贯穿全书力求客观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该书的封面儿是我做的彩色设计。封面画的是红黑两色，黑底上半页占多半，上面明黄色书名儿“百般委屈难求全”。然后左下1/3为红色，为血腥政权的象征。明黄色跳出了长矛、大棒、胡萝卜、蘸水钢笔意指文革血色革命是胡萝卜加大棒。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封面儿上半截儿的黑色环境中百般委屈难求全。而党对旧知识分子的一贯政策，就是胡萝卜加大棒。此书他只冒险带入境内几本儿。我们送给良子辈儿八姑父一本儿，因他是五七年的大右派。一再请他传递给良子辈儿一阅。另一本儿就为“母本”由我多次复印多册，在多个场合送给多人。那时我复印成瘾。范达人的《〈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校〉往事》。王友琴的《文革死难者》。一直到2014年，郝斌老师在台北出版的《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这些都是有书名号儿的。我都有复印多册，在不同场合散发。除了在熟人和公开场合的会议以及集会的时候散发外，我还发现另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在北大校内，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经济系等教师的报箱里投放。那是一种最便捷的方式。文科相关人物我都烂熟于胸。直接投递入他们个人的信报箱。是有的放矢。再好不过了。
2013年，正当家父诞辰100周年，新世纪出版社的张世林编辑，是当年《郊叟曝言》的责任编辑。2013年又主持“想念大家”丛书系列。拟出家父一本儿纪念文集，版都治好了，只等复印的最后一瞬间。被上边儿无端的叫停。即不讲为什么，也不知是谁出面。叫停的只口头传达，没有落文字依据。我愤怒至极，又印了一批传单，告知天下。此时，英文版的《毕竟是书生》在北美出版上市。插页现将传单公示于下。另一方面为了将家父的学术成果发扬光大。传给后人。我向北大历史系将家父捐献给系里的线装本木箱装的二十四史中的有关魏晋南北朝的八书二史借出来。请系里委派祝总斌先生带领王坑 叶伟二先生将其中魏书等重要眉批摘录出来。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杂志上。这还不够，既然他已将首批二十四史捐给了系里。系里又很慷慨的让我借出来用。那我何不复制一份留作纪念。幸亏我儿子又是大学计算机系学软件专业的毕业生。2003年正好刚毕业正在找工作阶段，利用这一空闲。这样我在家支起摊儿来，电脑复制，打印开了。我将在琉璃厂特制的加厚的熟宣纸买出又在那里找店铺。给我加工再制，使纸面能经得起喷墨打印。实验成功后。将整刀的宣纸，一张张按尺按要求裁剪好。原书上机扫描、打印成页，等一系列工序。然后我找到中国书店专业修整线装旧书，能修旧如旧手艺高超的师傅，将其装订成册。做出函套。我又特请吴晓如伯伯题写书签儿：周一良读史批注手记、小如钤印、小如题端。自己动手裱于每册封面，函套布面儿上则表有周氏再造善本。周一良读史批注手记的宋体字楷书提笺。函内每册封二均有7.5cm见方的“周氏再造善本”大印。背面标明为“据周一良自用光绪20年，甲午仲春。上海同文书局用石彩印之二十四史按原大复制而成此本版框高二十二点·五厘米宽十一·八厘米”该书中间或钤有家父生前所用及后人叙述二老遭遇的印章多枚。及人名章，压角章等。我想，既然国图出了“中华再造善本”系列，其中有我爷爷捐的《孝经》《鱼玄机诗》等版本。我也来个周氏再造善本。坊间曾有议论，爷爷捐的书价值连城，可换商品房若干。结果儿子周一良申请换个房子都那样难成何体统。周展谋职上班以后。将操作技巧传给我爱人黄晓维。我们要继续做。但因数量太大。纸张时出问题。导致在打印时卡纸。最后也只是做了20函上下。每函四五册。共近百册就停工了。多年后这八书二十史经国图借用。还我之后。我在还历史系时。已钤满印章，使他的二十四史中也有了书生遭遇的诉说，既然在现实生活的空间里不让说实话，也不让说真话。我们已经在大陆没有任何话语权和空间，那就只能在时间上下工夫了。争取让后人听到不同的声音。解放以来，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历史永远是胜利者的历史，是当权者的历史。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坊间认为历史无科学。但真正的史学家是会兼听则明的。那何不在野史上。加上几笔，让其流传久远渗透民间。为其真相作一个注脚。那也是一个高明的策略吧。尤其是自从家父的书一上拍卖会或进旧书店。收藏者就对“毕竟是书生”印章极感兴趣，那是他在世时请天津我爷爷托天津篆刻名家高洵治的印。再辅之于他在世时，我通过我朋友书法篆刻家刘铁宝所刻的“七十以后、攻而不倒”，“泰山情侣”“郊叟”，“一良左手”等也很受欢迎，特别是那第对章“七十以后、攻而不倒” 是他1983年以后对后半生一些事儿想明白了，以后在自己的平装书题识下边儿用红铅笔勾画出来的两方印章。（可见于高教出版社2016年版的周一良全集。第四篇封五有周一量良题记后手画的“七十以后攻而不倒”两方用红铅笔画制的印文。只是可惜出版时未能套印成红字版）此印重要，我花了800元买了一对儿好寿山石。请刘铁宝先生刻出来，圆他的心愿。“周一良所藏书”。“一良左手”。“一良赠书”。均出自铁宝先生之手。家父意味深长的印章引起了市场的追捧。也启发了我的思维。何不将家父及家母的一生遭际以印章的形式展现在他的一万多册图书上，使之传之久远。告知后人。于是，经吴小茹伯伯推荐请了天津古籍出版社的韩嘉祥先生，他是吴玉如老的关门弟子。李瑞环下野后向他学书法。他还聘请吴伯伯为天津民间自发成立的书法篆刻家协会的名誉会长。这样韩与天津地片儿上的篆刻家都熟。由他筹划组织刻出了20多方印章。其中绝大部分有篆刻家落款儿的。只有“书生上了毛泽东的当”未敢落款。怕有“印章狱”。还有几方不但有人名，落款儿，还有唐诗刻成边款，甚是美观大方，书卷气十足，耐人玩味。我还专门刻了一方“周一良太初印”。因为一直以来。太初二字不被使用了。所有文人均将该有的省略掉了。家父也正缺这一全名称印章。我选取了上好的寿山白芙蓉石料，由天津名家胡键刻制。这些印章与20多年前家父转请天津老太爷找天津名家高雄所刻“毕竟是书生”相配，已成系列，使家父又魂归天津了。关于印章的落款是有行规的。凡是够一定水平的大小篆刻家，制印都会主动落下自己的名款，而一般篆刻工匠则不然。后来我在北京又刻了一些关于家父母人生遭遇的闲章。从篆刻市场上选的好一点儿的刻工。我嘱其落款。人家告诉我，自己非篆刻家不应落款。这种老规矩，还默守着。
送去天津的石料都是多年的旧存。我自幼喜欢篆刻，家父曾送我全套线装的《说文解字》。题有款识，刻好的印章也拿到天津，给我爷爷品评指点。爷爷很高兴孙子辈儿的还算有一个爱印章的他把他尚存的汉印拓本散叶，足有上几百近千张未装订的送我。可惜都让佛祖抄家抄走。将家父关在朗润园十三公寓时家父上厕所发现。都用来擦屁股了。暴轸天物呀。
90年代，琉璃厂卖天津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仅存汉印手拓本儿，宣纸线装一套，几千块钱，我买回一套。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爷爷的捐赠品。爷爷还将认为刻工一般的印石送我，说可以磨了自己另刻。石料精良印钮美观，我一直不舍得用。最后给家父改刻“山片蟠桃奖得主”。上海孟刚一看旧名款 惊呼：这是大家呀。原来那是名家。给天津老太爷治印。被我给磨掉了太遗憾了。送去天津待刻的石料，均我自幼所存，非藏品，。只看上去有一眼的，又不太贵，买来留用，现在看也都算是好料了，因寿山石已经采绝，后来在京旧石头用尽了。着手买了点儿好料，已经很贵，几百上千一方。有的可传代。如“泰山情侣”为上等白芙蓉。铁宝先生所刻的刻工也已几百元一个字了。
我自己早年刻有印章不少。“佛卒”二次抄家丧失殆尽。只剩下“江山如此多娇”。“山雨欲来风满楼”。“百花齐放”，等几方。我只选出“百花齐放”加“山雨欲来风满楼”。与后请人刻的“焚书坑儒”“毁人不倦”。四方联为一组。诉说五七年至七六年二十年的中国文化思想进程。这样前后共有52方印章辑存为第一版的《太初先生印存》封面恭请吴晓如伯伯提前于2004年家父辞世三周年。手拓30部分赠亲友，留待后人深思。并于2005年1月16日在海王村拍卖公司无底价上拍，以每本2200元成交。2007年第二次上拍以每本8200元成交。既然这样受欢迎。之后又手拓了一些，前后总共有百多部分赠亲友。自此我知道了印章的效率就广而阔之，将印章，无论是人名章、斋号章、压角章、题识印、闲章。均印于上拍或出售的家父藏书万卷上，使其广泛流传。
于是那几年我就跟印章干上了。家父的书整理一批就加盖一批，不管是精装书平装书，洋书还是线装书。成套书还是单册书都根据具体情况加盖印章。首先是人名章。手签人名之后没有盖章的补上。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书生印”。即他那方“毕竟是书生”。因为这个再准确不过的勾画出他的后半生，甚至于一生。那方石印用多了，特别是在洋纸上用多了印面会摩擦变形。经刘铁宝先生提醒我。仿制了一方电子印章。用久了不出油了，又再请专门制作方制作了一方黄铜印章。这个很能经久，拓上几万次也不坏。随着手拓。家父自己签名时写“毕竟是书生所读书”苍劲有力，在加刻一方与之呼应。进而想到印章当围绕书生一生来阐述。那最关键一句就是：“书生上了毛泽东的当”。家父在“梁校”审查后，与汤一介叔叔说了“书生上了毛主席的当”。那是初步反思时期，家父2001年10月刚过去的第二天。汤先生就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载文披露了这一“警句”。汤叔叔敢于披露也是冒了风险的，不吐不快。他说出了所有“梁校”人的心声。此话经电脑一起传回大陆。学术界传遍。那时还没听见别人有这样直白明了一针见血的话。心里有嘴上也不敢说，也就他这书生气十足的直抒心意了。当我要刻制时，我请示了吴小如伯伯，吴先生脱口而出：“书生上了毛泽东的当”。直呼其名。因为那时已天下大白。我理解是这话是要传给后人。就应直呼其名，不然历史久远会搞不清楚是谁，毛是谁还得考证。
在众多印章中，还有一方为“滚滚诸公倒行逆施，万死莫赎矣”。那是在8964时，家父在美国我二哥家住闲，天天守着电视看广场的动态。他的反思，经过1976年至1989年14年的沉淀，早已痛定思痛。1983年，已经声明自己70以后攻而不倒。到八九年，更是怒不可遏。在给上图馆长顾廷龙助手孙师白之子。算是他的外甥孙启治的信中。怒骂所言。不过是文人怒骂当用典。他用了点典故，引用杜甫《醉时歌》。“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衮衮诸公指居高位而无所作为的官僚。衮衮：多。“倒行逆施”为伍子胥语，“万死莫赎矣”引自《诗经》语。这些使之后吴小如伯伯查找经典给予了全面的解释。此文骂胜于武骂，可流传久远。家父在给我的信中还提到，听说历史系出了好样儿的，是指王丹。其母亲也是北大历史系毕业。对于家父这一文骂，吴伯伯做了具体考证。
在篆刻这方印章时，我留了个心眼。本来那是全世界无产者的盛大节日。众多的学生绝食。满广场的民众的声援。这本身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耸立的第二座丰碑。我头脑中闪现出丰碑的形象。怎样将它艺术化，隐匿化让他留在中国的历史中，我想起了中式的山子，稳如泰山传之久远。山子的图形映入我脑海，何不篆刻在山子上。而64二字点题。放在莲花座塑腰处。把万字回文变成象形的六四二字。把山子和莲花座分体开来。在手钤时根据时机和具体对象。物件本身可选择莲花座正放，还是倒过来手拓。这样儿两个字就不是六四这两个字了。看上去更像是万字不到头的回文了，以免或印章罪。在实际钤拓中我也是这样做的。还有一方印，也是家父运用了历史典故，即“天下英雄入彀中矣”。他引用昔日唐太宗语。彀是使劲弓的之意，彀中指箭能涉及的范围，意指牢笼圈套。入彀就是进入了牢笼和圈套，天下的英雄都入了领袖所设的圈套，还为之“阳谋”，假手于群众以共同的名义就把你办了。这里还用了陈寅恪恩师的一句名言，“废残难豹隐”这方印，意指知识分子向陈寅老所说他自己一样。因“废残”。不光是有病身上或许还有其他，包括政治上的“渣”儿，历史的，现实的，因为有了这些，想把自己隐蔽起来，想躲起来都躲不过去。像家父这样儿的出身，历史还算简单。“弢翁长子”陈寅老“一宁门下”，“哈佛燕京学子”。到了解放后，却也是“原罪难熟”“祸自上宠”。原来是“一片真心”，向党交心靠拢组织，在百花齐放中同情右派，推迟党员转正。再下来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直到文革“焚书坑儒”“上宾下囚几红几黑”算起来“两遭劫难”“九顶帽子”荣膺“黑帮劳改大院儿双院士”这在北大也是为数不多的，到头来发现自己“毕竟是书生”。跟组织玩儿不了那政治，“书生上了毛泽东的当”。最终屎盆子全扣你头上。还没地儿说理去。正是“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与人言无二三”，。学术上自己从小就“古欢”“墨癫”，“有志不在年高”，（是我中学自己立志时所刻）这秉承陈寅老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结果被新思想一“规着”变成了“小伙计”，“游骑无归了”。听党指挥不讲价钱，二十年丢弃老本行，“愧为乾嘉做殿军”了。幸亏还有个日本史打底儿，历经劫难后，以残废之身赴日本大阪府获“山片蟠桃奖得主”。是“强外香”之后，日本福冈年年给他寄参评申请表。明摆着还要他去拿奖，他说有一个够了，足以证明自己的学术价值，在国内只能是“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了。这一辈子没离开红与黑，最后定位为“社科假院士”，自己知道了自己是“灰色人物”落幕。晚年几次出走海外，贪渎彼岸书。才更加发现中共将人类史黑白互颠倒，我欲无言。进一步促成了自责反思回归。像马连良文革死前儿不停的说，不明白，怎么也整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欺骗愚弄诬陷蹂躏打压批斗老一代知识分子。那结论只有一个，阶级斗争学说就是要毁人不倦，利用他们的权势，毁了一代毁二代毁了二代毁三代，为此我还为自己请请人刻了几方印：良家子弟，“狗才子”，即狗仔子。已不是书生。人被整到这份儿了，只有一条出路，“死磕”。这是我在8964现场看到有学生用床单儿白布打成横幅。值此两个大黑色墨字甚是醒目，借用之。这与当初学生们在天安门游行中打出横幅小平你好恰成鲜明对比。充分体现了学生要斗争到底的决心，最后招致血腥镇压。
父在很晚期了还提出，做人以忠恕之道 治学尚辩证唯物。开始我有所不解，忠恕之道固然是中华几千年的做人之本。那辩证唯物听着刺耳，因多年马列都在高喊唯物辩证法，何以还死抱着那马列教条。后来弄明白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并非马列独有，黑格尔早就有辩证法，唯物论，更是自古就有朴素的唯物主义，那不是马列能据为己有的。陈寅老在治史时就很讲究辩证地看问题。中医最讲究辨证施治。我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愿钤印他这套对儿章。后来才想明白。
由于我在家父上万册图书上均钤有大量各类印章，每册上至少三五枚，多则十几二十枚。多册一套的最多手拓上千枚。（见韦力先生撰文）。这样几万次手拓是有的。我以书为载体，发出书本儿以外的玄外之音，使书籍更具收藏价值。仿佛每本儿书就是一份儿传单不胫而走，扎根儿于大众藏者的每一个角落，以便传之久远，使后人得知20世纪易帜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境遇。扪心自问，像家父这样儿的上来下去折腾一溜够的还算好的。那些一棒子打死下地狱的不计其数。那胡风关多年，出来都不大会说话了。对时事一无所知的也有的是。多少冤魂野鬼死于夹皮沟，兴凯湖比斯大林时代流放西伯利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历史的盖子何年何月才能彻底揭开？我想做的就是要让后人铭记历史，这样上有当代藏书家韦力先生收藏了家父的《学津讨原》后在网上载文谈及。：“而更有意义的则是，这么一大部头的书，每一部书的卷首和尾叶。都潜着多方藏印，我粗略的估计了一下，这部书中至少钤盖了上千次。如此有耐性，在以往的藏书家中极少见到。”我之所以这样密集钤印，是在拍卖会上常见有多册成套的线装书，最后散失到不同地方上拍时，只有其中一两册或三五册。试想，多年后，家父的书经朝代更迭或战乱也会有散落，所以每一单本儿书就得是一颗手榴弹铭刻着一段故事，这已经是我们后人在大陆能有的最后的发声。韦力先生抱怨制印水平的低下，这也是我不得已而为之，因这样大量的闲章找篆刻家。我囊中羞涩。都找名家刻不起，篆刻家朋友又换了眼疾。只好在琉璃厂街面儿上找“行活”刻的工整的。因为这是要以印章说事儿，不是要玩儿艺术。首先要刻的规矩，人们一看就懂，野狐禅的不要。按字付费那么多文字，也是一笔开支，我早年存的石料。20元一块的后来也值个百八十元一块了，或更贵。就这样，随用随想。在家父的文字中寻找和回忆他的言论，想到哪个警句对家父最贴切又最有说明意义，就再添一方印，久而久之。到2013年，从原有的五十几方印添加到了92方印。觉得已经比较全面的概括了家父母的一生了。在此期间。又为其遗作出版制作了两方蓝印“遗墨祭亡灵”。又为制作周氏再造善本，治了一方“一良后人印制”。在为自己抒发郁闷之心情，刻了几方“自诩”的闲章。如前面所讲的。狗仔子、良家子弟、已不是书生、死磕加起来有八方，附在前边儿九十二方之后，共得百方印章集成。《太初先生印存》第二版，其中还收入外公邓守霞仙人摘号“小李塔园”和“妙莲花室”是为对比当年文人墨客自定斋号是多么的美妙可人。而易帜之后家父却自哀为“双瘸斋”。且我四叔等多位文化人都有由自谦转为自嘲自贬的斋号，是时代打压知识分子的印痕。这样一套印存由于自己已年长一些，制作能力下降，也只得勉强手钤了30套上下已送人，远不及全册流传之广。至于韦力先生讲到好书盖次章一事，是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它是藏书家眼光，过去乾隆爷就那几方大印按规矩钤拓即是，我则完全打破了常规，是要以书为载体，通过印章把这一代旧知识分子的苦难和盘托出，醉翁之意不在书，在于家父一代的冤屈也。
韦力先生文章也谈到了他在《藏书家》主编周晶先生府上看稿之时，他给我出示了几部新得之书，其中两部是周一良旧藏，他告诉我自己是从济南早市上偶然买到的，我问他为什么要买这两部书，因为我翻看了一下，里面儿并没有周一良的批教，但韦先生说他买书的理由是书里面盖了很多章，他认为这些章的内容很有价值。因为周一良先生的特殊人生经历，他有太多的冤屈不能直说。所以用印章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懑之情。我没想到周晶先生对解读这些印章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我跟他讲，这些印章未必是周一良先生钤盖上去的，那表达的确也是一良先生的态度。所以这印章仍然应该看成是周一良先生的思想表达，经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再细读那些章文，有很多话是出自一良先生之口，我真后悔自己认识高度不够239 134没能把那批书买下来，其实细想一下，那批书加起来也没卖多少钱，这里韦力先生替我讲明了我加印章的初衷，不是为多卖几个钱，就是要替家父出这口气。替全家人包括我们子女出这口气。“商山四皓”传颂至今，“梁效四皓”遗臭万年，我就是要在野史中为这儿加个注脚，什么盖章有讲究，好书上不能乱盖章，盖了会贬值。我下手时一概没想到，就是要散发这申诉状，历史将证明他们的清白，是被毛江集团利用或蒙蔽的。是党内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和殉葬品。最高权力的斗争根本不关他们的事儿。早就该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树倒猴孙散时，反水者却投鼠忌器，保阎王抓婆娘，拿“四人帮”做替罪羊，以便继续拉大旗作虎皮，打着红旗反红旗。我这打破常规的钤印法，就是前无古人。从古至今，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今后有无来者不敢说。对书生的冤案要是还在屡屡发生，也不排除后人仿效。我只是为将来，从文字狱转为印章狱开了个先河，今后那些书走到哪里，印文就留到哪里，上至名家收藏，下至地摊儿上供大众留存，扎根于民，代代相传。届时将必然提高书的价值。
可喜的是2010年前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郭又陵社长亲自带队。有编辑室负责人殷梦霞，综合服务部廖生训，到我住处来寻看家父的批较本儿。那时我们为了能就近伺候年迈多病的老丈母娘和老丈人，尤其是岳母已不能生活自理，我们由曾陪家父居住的蓝旗营小区搬到了西三旗育新小区附近的北京空军机械厂宿舍。租住了空军某仓库政委的上校官邸。方知空军上校按规定应是139平米住房，但建楼时即增加了前后各有一个十平米的的封闭凉台。共计成了159平米的大三居。大厅则是南北透通40平米，并前后有阳台，宽敞明亮而通透。于是我在此举办了小型书展，把家父比较多的书都摆了出来。郭又陵社长突然发现很多书上钤有印章。有的一涵或一套若干册上，每册都有钤印，不仅封面，封二封三上有，书页中，天头地脚上也有。末页有斋号，题识下，有相应的印章。他再一仔细识别，发现印文言之有物。警句对仗，上下联儿朗朗上口，而且均与家父人生遭际息息相关，越看越来劲儿，立即选了几种本子，并特意指示印章要一起刊印。这下可把我乐坏了。
自家父仙逝以来沉寂了十年。如今终于在学术上有人问津了。同时，捎带脚儿将印章传播于世。但转念一想，这可是有风险的呀。别被禁了。于是，第二天我就给郭社去了电话。告知个别印章，不宜刊印。会犯忌，他说哪个？你拿给我看。于是我带去拿给他看。告诉他，一方是“书生上了毛泽东的当”，另一方是“衮衮诸公，倒行逆施，万死莫赎矣——六四”。他倒干脆，说，不是不许提毛吗？也不许提六四吗？把这两方删掉。一言定版。成品果真如此，其他印照留。事后我知道他是郭影秋的小儿子。101中老初三的。文革七上八下，跟着老父亲没少被折腾。怪不得看到印章那么亲切而熟悉，时不时语出惊人。后来我送了他一本儿第一版的《太初先生印存》。相交甚欢。
过去一年多，国图出版社的线装宣纸函套装的《世说新语》于2012年2月第一版问世。由图书馆学界权威白话文儿先生写的前导。家父命名的“北大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松散联合三人组之一的田余庆先生（梁效难友）写的前言，全三册，蓝布函套冠名“周一良批教《世说新语》”。由于家父在书上的题识使用蝇头小楷，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眉批的字体奇小，也就两三毫米见方一个字，流利工整，但后来人尤其是考虑到老年学者看着吃力，版面儿放大为原书的一点儿二倍。即可便于阅读，书页面儿则放大成33.5×21.5cm的面积。印章也随之放大，全书标价3000元。我后来得知。第一次印刷只有100套，十分珍贵。只给我们家属四五套，出版社编辑们留了几套，其余30套被孔夫子网订走，投放市场的只有六十来套。据我所知，整个上海市只有一套被家父的忘年交孟刚兄早早预定拿到了手。几年后，有日本有人想从上海购买。书店找到孟钢兄，想回购。并说由孟刚出价，价钱好商量，他没干。
而孔夫子网那30套书经办人雷天先生托人跟我联系好，将书运到我家开箱，在每函书上，用手钤落十五六方印。自然必须要将印刷中撤掉的那两方补上。我询问他们何以确定这十五六方印的。他们拿出一本儿精装英文书，打开一看，扉页，封底我都盖满了印章，一本儿书上足有二三十方印是从中精选出十五六方的。他们讲，手钤才是真迹，印刷不算数。拿到孔夫子网上拍卖。
雷天他们在孔夫子网上拍卖时预估半天即可卖净。不料开拍几分钟，全部拍净。出价高到3600元。此举使家父的眉批本儿和印章都名声大震。这也是郭又陵社长功不可没。赶在那时政治气候宽松的时机。立刻趁热打铁又出印了线装函套本“周一良批校《颜氏家训》”和仿真线装木夹板儿线装《文苑》。更重要的是。他还派国图的编辑们与我同去北大历史系资料室，将家父捐献的木箱封装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全部翻阅一过儿。挑出所有带眉批的书页，影印复制成洋纸精装如《辞海》一样的套书。《周一良批注十九史》。足有几十册。平码齐胸高。标价3万多元，供后人来阅读借鉴。他讲有的页面儿上只批了一个字，现在人们也许看不出门道，但多年后，研究历史的人就许从一个字中得到启发，所以一个字都不能漏，留给后来人。这真是一种科学，严谨的态度。是一种抢救。学者死了，学术被他救活了，我们全家感激郭社，遗憾的是没有一两年，郭社就到年龄退休了，一些原本国图挑走的已经照相后准备翻印的本子没能续印。在整理书时我又发现了另一套《世说新语》。是家父在“梁效”审查期间再次研读，全部用铅笔眉批的本子，但是未被选中。这时我发现他们的兴趣在于上世纪30年代即解放前家父的批较。无形中体现出认为那时是他学术的黄金时期。厚古薄今了。也正是家父自己所认为的解放后是“小伙计”，“游骑无归”了。何尝不是呢？就连陈寅老易帜后，也只研究了个柳如是。整体大环境使史学研究没有应有的进展。
由于国图出版社刊印他的眉批本儿。他的学术算是得到了承认，蜀中无大将廖化当了先锋，由于易帜后政治环境学术环境所局限。他作为原来被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等大师看好的学者，根本没能达到应有的水平，也没有像他代表组织动员回国而未回的杨莲生邓嗣禹王伊同等人在学术上多有斩获。只是大陆拿不出高端人才，整个社会科学几十年都是重灾区。只好把这些 “末班车乘客”（何兹全先生印文）的学术再拿出来充充门面。
学术上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未被枪毙，但政治上人格上人生上却被七斗八斗后冷藏起来。
245 2013年，当家父诞辰100周年之际。曾经认责编出版家父《郊叟曝言》的张世麟先生找我。拟出版《想念周一良》一书。列入想念大家系列丛书。这套书都是文科学者诞辰，或故去后逢五逢十出书，以示思念。以他为主我俩人共邀请了30名同仁同事，校系领导学生。撰写回忆文章。我重点邀请了“梁效”有关成员，如吴晓如、陈曦中、梁英明。宋博年。四位先生。（共30人名单见附录）。在所有文章均已备齐。世林先生为赶在家父诞辰时该书面世。一边等待出版总署批来书号儿。好允许出版。一边儿先行将文章制好版送印刷厂准备开印。一旦书号儿下来，一周内即可见书。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上边儿”下达指示：暂不出版，无正式文字。只是口头指示，又不披露是哪位大员的口谕。就这样嘎然而止。着实把出版社和编辑气得够呛。只得偃旗息鼓。责编和30位撰稿人的一片心血付诸东流。其实在当时那种高压状态下。那些稿件你根本没有什么可禁止的内容，都不值得一禁。却偏偏禁了。这分明告诉世人，家父只有纯学术的著作可共出版其他方面一概不许讲。他们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这个人。就因为他是党的十大代表。并以文科学者的身份。进了主席团。是毛及四人帮树的典型。后又在两校审查中不服帖。最后出了一本儿《毕竟是书生》，讲明了事实真相。辩解了书生上了毛泽东的当。这已经出版了的无法收回，新的内容都在禁止范围。学术外的一律冷藏起来。
今日在我写此段文字时，又见到一段儿奇闻。是张光璘先生语：最近为纪念季羡林先生逝世十周年。出版社再版了我的《季羡林先生》一书，送审时，居然删去了四九年以后的全部内容。理由是不许出版反映解放后历次运动的文字。结果，40万字的书只剩下了15万字。他活了98岁，只能写到38岁，可笑吗？现在，连《牛棚杂忆》也成了禁书。四九年后的历史不堪入目，这是作家出版社出的新书。封面大字，季羡林先生学者风范。知识分子的典型。风范了半天，却是1949年前的季羡林。那周一良这另类的知识分子典型。就更在被禁之列了，世态炎凉。细想起来家父不但是退党典型。更是“梁效”这一典型中的典型。“梁效”中，绝大多数均为党员。他是唯一要退党的。 “四皓”中，只他一位党员却要退党。“梁效”中只有范达人叔叔一人入狱，置之死地而后生写出了“梁效”真相的书。而家父是坚决支持，旗帜鲜明的第一人。不惧风险，为范达人的“梁效《御笔沉浮录》”一书写序。并且自己慨叹自己毕竟是书生，书生上了毛主席的当。多年的政治运动，众人皆知谁敢滋毛。就捏死谁。家父这文弱书生好好先生。在千斤重压下，忍无可忍，居然一反常态。也是出人所料。他们实在是欺人太甚。家父遗体告别时，我本想不应放哀乐，应放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英雄。但那是不可能的。我在告别者队伍中老是骂骂列列的。二哥还劝我别骂人。我心想，历史还不定如何判定呢。他未来不定算是英雄还是狗熊呢。未来评价上会有很多分歧。就在想念周一良一书被毙之时，英文版的《毕竟是书生》在北美出版问世了。真让人欣喜若狂。我压抑的心情豁然开朗，这无疑是对亡灵最好的祭奠。更重要的是，对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史进行了国际大揭秘。在今日中国当局蓄意淡化文革的历史背景下，译者还特意附录了“梁效”重要成员宋伯年先生的译文。就是要破“梁效”之谜，还“四皓”之一的周一良本来面目以正视听。看来文化大革命发生在中国，而文革的研究在全世界，尤其在东西方的民主国家和地区。我立即将该书（是精装本）的封面，封二封三直至封六全书目录复印，并加盖了79枚印章和我的一段文字及自用印，用印共六页纸。第七页是译者傅佛果写的译注。由我二哥周启博译成的中文稿儿。第八页则是国内刚被枪毙的，想念周一良一书的中文目录。就是作者，撰稿人目录，这八页联合装订为A4纸的中文传单广泛散发友人，并投入历史系中文系等人在系里的个人邮箱中以解心头之恨。这些年来，我们子女在高压封嘴的情况下，便着法的披露真相，以正视听。我二哥在美国出书。我在国内以印章代替文字“苟才子”即狗仔子。成了钤印仔。并广泛复印，散发二哥的书及各种有关文章和文字。讲出家父欲言又止的话，和想说未来得及说的话。这也是一代知识分子掏心窝子的话。有的老学者将二哥文章的复印件儿放在床头，说我想啥时看就啥时看，反复阅读。我的一些文章。不可上网，复印件儿却留流散海外，使海外相知的二代看到大加赞扬。那些还是鲤鱼跳龙门出国混得好的知二代。多少知识分子的后代在国内变成毁二代毁三代。又有多少书香门第，经文革上山下乡。没上成大学，在苦苦地培养自己的子女打翻身仗，争取重回知识圈儿。一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有扩大化或剑走偏锋，更何况文革毁国毁民毁几代。造成社会停滞和倒退，对人心和人性的破坏更是几代人也扭转不过来的。这比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社会就需要有众多毁二代毁三代们站出来，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反思历史，开辟新章
2016年，在家父故去16年后，十卷本的《周一良全集》终于面世。这比家父在世时，辽宁出版社所出版的《周一良全集》又增加了五册。此前在我知道的历史学家中，邓广铭先生辞世不久，即出了全集。何兹全先生在世时，就见到了自己的全集。只有家父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在首发式上，北大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前副校长常务副书记郝斌和高教出版社的常务副社长到会为该书出版穿针引线。鼎力帮助的白话文老先生携夫人李鼎霞也到场祝贺。社科院世界史所汤重南，历史所胡宝国等均到会，还有一些学者如宁可的闺女宁新等一些高校的史学界人士，年轻学生也不少。会议由北大历史系罗欣主持，阎步克作了重点发言。重点讲了周一良的学术，之后郝斌老师发言。他离开了全集内容，大讲太初先生印存。估计是在场绝大部分人都未见过此书，但都知道上拍卖会和流散社会的书中都有大量印章。他实际上是在宣传印章。这套全集是家父的学生兼挚友，赵和平先生花了近三年的时间编辑的。出版社直接与他签的合同，家属不在其列。出版社重点邀请了30人到会，将送给这30人每人一套全集。其中有邀请周煦良的长子杭州大学教授周启成先生参加，启成大哥年事已高来不了，赵和平先生即命我找出版社，要求由我十叔周景良替补，这样他可领一套书走。十叔也是坐轮椅由儿孙陪着到会的。
上半场休会期间，郝斌老师拿出一本儿他在台湾出的《流水何曾洗是非》送我。因为之前我从夏应元叔叔处借到该书，已复印多册散发。该书是讲述大陆史学重镇北大历史系文革轶事，海外尤其是港台呼声甚高，这时我已搞到一本儿原书了。立即恭请他改签字，送与周启博我二哥。到下半场。由到会者自由发言。主持方先请我十叔周景良发言，他讲到家父儿时在家念私塾。爷爷请名师精选经典对其重点培养的情况，以及周家办学堂的读书情况。之后麦克风传到我手中。我晕，没有思想准备，就一时想到的也是多年在心里盘算的脱口而出。讲到了大哥在津门照顾多病大嫂不能成行。二哥小妹远在北美也来不了，他们都是行里人或高学历者。这又是家父故去16年的头等大事，结果只好由我这“已不是书生”的后生来滥竽充数，我简单地讲到我的经历和遭遇，又详细的讲了家父故事后，他的学术文字出版情况和反思文字，以及世人对他想念纪念怀念的文字在出版上如何受阻，讲着讲着就气上头顶，怒发冲冠，竟然大骂中共。我操你的妈。XXXXX。我操你的祖宗XXXXX。这是我自1976年四五事件后，代表组织出面宣讲，平息事件以来，再一次拿起麦克风，当年在讲台上。一个人面对几个麦克风，下有千人聆听，西城的礼堂快跑遍了，现在是手持“一弹”——无线麦克。肆无忌惮大放厥词，全场都愣住了,这时，只有坐座位离我不远的“梁效”成员陈曦中先生站过来阻止我，我头脑中仍是嗡嗡作响。这才刹住车，力求平静下来叙述事情。发言结束后掌声不少，与阎步克先生的全面的学术概括性的发言的区别是，它有普遍的掌声。我只有约三成人鼓掌。那掌声是努着劲儿的鼓，指向性明确。试想这要是三四十年前。早就当场被扭送公安局了，甚至没到那里，半路就被打成半残了。那天会后也没有任何人代表任何单位找我谈话。正相反的是散会后，一些人没走，清华的刘桂生先生讲了一段长话。后在刊物上有发表。阎步克总是匆匆忙忙，这次特别向我致意。有人站我背后，靠近耳朵讲，痛快。郝斌老师跟我讲到，1987年在他春节家访时，家父向他提出退党很有内容，想动笔写成文字。只希望家人有旁证。我当即表示，我可作证，您只管写，欢迎。日后不久他的文章上网了，我立即写出旁证。将事实坐实。反正家父的全集已经出版了。这24拜，最后一哆嗦完成了。我可告慰在天之灵了，死而后矣。回家后在微信上看到胡宝国先生声明，说自己上半场结束就退场了，是怕下半场让他发言。但又想要那套全集，还是来了。明眼人一看便知他是怕让他发言。那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说政府爱听的自己违心，说真话实话怕惹麻烦。他家两代人。他父亲胡如雷就是家父的学生和好友，他也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学有所成的学者，中途退场，又不好意思，特发声明。谁能料到这个首发式还出了这些大小插曲。
会后我经赵和平老师处得知，因全集中有部分信札，它们是按这个邀请的周启成来参加，启成大哥是著名翻译家周煦良（上海华东师大教授）之子。1962年编辑文科教材时，家父与吴于廑先生编的是世界通史。煦良大伯主编了《外国文学作品选》几卷本。启成大哥为杭州大学古迹所整理过不少古代文学和宗教的书。更重要的是他也是文革受难者。文革后期是杭州造反派翁森鹤的写作班子成员，1976年后也挨过一阵子审查，同是天涯沦落人。家父遗体告别时，他专程来京，住在白话文儿老先生家参加仪式。还有一个未来参加的是我二表哥孙启志,孙诗白的儿子。他是经家父介绍到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处多年作顾的助手的。师白二表伯长在天津爷爷家，娶的是周家的周婉良。启成的弟弟启治也相当于是启字辈儿，他多年与家父信件往来，我征集信件时明确讲明，请寄复印件儿给我，不要原件儿，因为我知道原件重要，怕给人家弄丢了或往返寄丢。而启治二话没说，寄来了30多份原件，还一个就是田余庆先生也是原件。我都一一奉还，启治还特别另写一封信告诉我，家父8964时从美国给他寄信中，有话“衮衮诸公倒行逆施万死莫赎矣”。可惜此信一时找不见了。在北京的还有周昭良之子周启登。北大东语系乌尔都语毕业。在外文出版社也是小有成就，不幸直肠癌早亡，这三个启字辈儿，谁都不是陶翁这一支儿直系。但都与家父多有往来，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一如既往。不曾因“梁效”事受到任何影响，实属难能可贵。对家父也是巨大的安慰。反之我爷爷陶翁这一支儿。多是党员完全被党化了，这最革命的一支儿。原本最走红的老大来了个倒栽葱，旁人那是唯恐避之不及。原来家父没有切身体会，有了“梁效”这一跟头摔得好惨，才体会到两位妹夫的苦衷，才有了要去二姑父穆旦（查良铮）墓地去替老太爷谢罪，现在回想起来，良字辈儿到启字辈儿，这样退避三舍也不为过。在组织这种政治压倒一切的政治气氛和社会气氛下。谁不怕呀？那可不是，文革期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你黑我黑，他也黑，彼此彼此。这回可真到了痛打落水狗，踏上千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的时辰了。这种凝固的气氛，直到家父故去十二三年“梁效”案发的三十六七年后的2013年，张世林编辑主持的《想念大家》丛书约稿。纪念家父诞辰百年。出书《想念周一良》。令我出面约稿，我首选两校成员，他们都欣然命笔，极为重视，因为它们曾是一条船上的难兄难弟，有的还是他的学生并同事。想说的话太多了。家里人，我首先想到的是二叔周玨良的闺女周启鹏夫妇。因她们俩都是60年代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家父还将手头儿常用来参考的俄文大部头世界史书送给他们。想必他俩也能写点儿东西捧捧场。不料，启鹏姐一口回绝。后来又补了一句，要写就写大爹如何教育学生又红又专？我说要的就是这个。但她还是不应。只好作罢。回想起1996年，天津奶奶骨灰在北京万安公墓下葬时当晚，周家下葬人员在启晋合资的西城烤肉宛饭庄聚餐。全都是弢翁后裔启字辈儿的。我拿出二哥在美出版的《百般委屈难求全》一书的复印本。送给启鹏姐，满心想他会颇感兴趣，趁饭菜还未上，摊在桌上翻阅一下目录，其他启字辈儿如有兴趣我可再送。哪知他根本不往桌上放。像拿到烫手的山芋，赶紧卷起来，塞进包里，环顾左右而言他。真让我倒吸一口凉气。今天在谈起这事儿，我已完全释然。他不写是对的。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家父已向郝斌副书记提出退党。倘若2013年《想念周一良》一书出版了。他们撰写的文章在书中面试之后。到2017年，郝斌老师的《再瞥周一良》一文再一公布家父退党一事。那鹏姐夫妇，这二位党员起不“现了”。完全丧失了党性和党的原则立场。为退党人员涂脂抹粉。本身又是亲戚。那就只有粘包儿的份儿了。在那种政治环境和社会形态下，如果事情发生在二叔父女身上。我和家父又会是何态度呢。几千年的宗族关系都被解体了，所谓亲不亲阶级分。“周家”只能变得那样冷漠。几千年的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荡然无存。到如今又来了个大翻个儿。满世界的办孔子学院。标榜自己把几千年文化又捡回来了。大肆出版曾国藩家书。安徽东至还搞起周氏家族研究会。自己做倒了的行式，马列也没人信了。社会已经完全找不到精神的支点了。只好又回过头来拿老祖宗说事儿。谈到周家，我又想起了80年代初，我与宁松去上海出差，见到二表伯孙师白。著名的硫酸专家那时批“梁效”，风头不减，他却挥着拳头说。我这次去北京开会，一定要见到你爸爸。党外人士杆儿不论，还请我俩在政协内部餐厅吃饭。不日因娶了一位年轻妻子，满沪风雨，把政协头衔儿都给免了，北京开会也来不成了，而日后杨振宁照办，却毫发无损，此一时彼一时也。如今，政治局里，老夫少妻大有人在。1984年，天津老太爷去世，我亲眼所见，二表伯哭的如泪人儿一样。良字辈儿都在场，比比就知道了，少良四叔是周叔迦那支儿的三代单传。按封建迷信，怕不好养，排在的弢翁名下。他拿出了一炷香，声明是在某某开过光的。
再回想起当初家父2010年春节后，曾邀约在京的弢翁下属各家在无名居饭庄聚餐。当时趁着启博、启盈都从北美回来探亲。我们陪家父先去了趟同春园饭庄试吃。不满意，于是想到无名居也是淮扬菜，且是周总理的厨师创办，决定去那里。那是一次大的盛会。是自1966年文革以来，30多年没有过的，非常热闹，餐后有全体合影留念。不料秋季家父系驾鹤西去，到第二年春天，不知是谁发起弢翁一支儿又办了一次聚会，确没叫我们。
第三年，他们继续在北京饭店办的。被启晋一家撞上了。他在电话中告诉我。并问我为何没叫你和宁松家？按说这父母已过世的更应该叫呀。我问都谁去了？他说一大堆人呢。那年轻的管我叫叔叔舅舅的，我也分不出是谁家儿的反正很热闹我这才知道，先父开的饭例被破掉了，在一问宁松，这两年也没叫他们，原来我们入了另册。因宁松表哥，这红二代也脱党了，是我多嘴告诉九叔的，我没认为那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那之后，国家图书馆在北图老管第二次举办弢翁藏书捐赠展，在这儿之前，家父在世时，上世纪90年代就在国图新馆举办过一次。周家出面发言的是二叔周玨良。我没好意思问家父为何没由他来代表周家，想必是“梁校”事件所致。良子辈儿那么多党员，由他出面，岂不是“佛头着粪”了吗？看上去家父也还平静，无啥怨言。
弢翁的善本国宝每日由武警押运，从老管运抵新馆，下午又提前散场再押运回库。这次在老馆再次开展是国家行动，他们不能不叫我们，开幕式上主办方请全体涛翁后人在展会布置的有大副标题的大屏风前合影。我主动单列，和他们保持距离，摄影师教我往他们跟前靠一靠，我拒绝并大声回答，我就在这儿，我就该在这儿。此合影现挂在我卧室，与我和家父母晚年和合影挂在一起。我蛮喜欢的。此后他们也觉得不合适，有一次清华校庆，八姑父预先电话约我，他回校时顺便到蓝旗营小区看我们。这可是老辈主动来看小辈儿啊。多年来，我每到春节都要去看九叔的，文革我家最困难时常上他家吃饭，我投桃报李义不容辞。那天果然不出所料。他是来邀请我们以后参加周家聚会的。我说，免了吧，道不同不相谋。我当时比较激动，他临走时我跟他讲。你要是作为我的姑父个人来，我欢迎，因为你是五七年的右派。您要是代表他们，你给我滚蛋。他连声说道，我是右派，我就是右派，我是大右派。至此，我们接下来忘年交，回想当年我走红时要结婚，买家具还需侨汇券，是跟他家要的，那些年来思想上对他家有所轻视真是悔不当初。此后，我每年都去看他一两趟，他爱吃奶油蛋糕，我给他买凯宾斯基饭店最好的蛋糕，他住协和医院做手术，我将蛋糕送至床头，他高兴地拿起来就吃。我了解到他的一些身世，解放后，他还经中共派到香港去动员有关人员回国，上边儿给他的经费，他一分未花全自己掏的腰包儿，他只是为人性格开朗，心直口快，1957年成了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大右派，一经接触，我发现他右派不右。几十年大降工资在院内吃瘪，除劳动改造外，只能做现场工程师干跑腿儿出现场的差事儿。跑跑颠颠倒落了个好身体，改革开放，洋人来了。援建星级大饭店。洋人自己设计就是缺中英文兼通的现场工程师，他大显身手，退休后挣Dollar，创造快乐的晚年，现95岁了，好人一生平安。
《周一良全集》首发式后我通过回忆，补写了一份儿会上的发言，二哥自美回来看到后说估计你发言时，现场最尴尬的就是十叔了。因为我俩之前回顾家父的文章中都提到过我爷爷，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有一次我去十叔家。他突然跟我讲，你爸爸你们爱怎么写怎么写，天津爷爷你们别写。下边儿话还未出口，十婶已上来阻止他往下说了，看来是早有盘算，如鲠在喉，岂有此理，他是你爹，也是我爷爷，我们有同等权利。而我们双方的最大分歧就在于爷爷捐书是出于全自愿，还是迫于形势被组织巧取豪夺。真实的情况是，爷爷在三反时回开滦煤矿做检查，接受批判，思想压力不小，全国形势如火如荼。时有传来上海卢作孚自杀等死讯，陈毅市长一早上班就问：昨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啊？（指跳楼自杀），在这种形势下，爷爷从矿区一回天津即给家父写信，告知拟将所藏善本书等捐公。那可是他的最爱，是他前半生的心血，藏书也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呀。他突然要捐出去。可以看作是他审时度势的背水一战。要想过此关，留下买路钱。果然。毛开恩化险为夷了闹了个基本守法户，到了20世纪末，中共败相已露，民间诟病不断。周家又有人抬出早在1943年涛翁即谈到所藏之书迟早捐公。不留给子女，以免流散，以此来证明所藏之书不是专门捐给中共的。早有谋划，即非迫于压力又非讨好中共。是爱国而非爱党，以堵世人之嘴。其实，以我之见，他真正爱的是书怕自己苦心经营，四处收集的文化瑰宝。重又流散社会，他是要集中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结晶，以为民族之魂，这与焚书坑儒是大相迳庭。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古迹拍卖日渐红火。中共文革焚书坑儒。人心丧尽文化圈儿各界有书不捐，纷纷走拍卖，在民间流动。国家公藏早不能坐享其成了。国家只好拨款给各大图书馆，到拍卖会上举牌儿竞买，才能收入囊中。新一代藏书人不了解当年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气氛，感到当年大藏书家们捐公不可思议。完全是冒傻气，殊不知那是事关身家性命的爱国表现。实践证明，他们也只是换了个当时安定，实质文革没有一个好受了的。像弢翁这样的被封的高官被中共体现政策的。到文革也没误了抄家。跪搓板儿，剃小平头。他以下各类人种可想而知，至死致残大有人在。回顾历史，我依旧认为当年老太爷是在高压态势之下，倾其所有向中共输诚买得了周家这一支儿的日后太平。经过清末北洋民国到中共，号称小诸葛的他什么都见过，才出此上策。不然。如果没有改朝换代，易帜时他正值60岁上下是鉴书、藏书的最佳年龄，他人脉兴旺是到处收好书的黄金时代。待到七八岁十岁的时候。更是坐拥书城，那时捐谁不可。到了60年代初，好书捐尽之后，他每到北京开会，都要去琉璃厂来熏阁等处寻书，进门儿挤入最里屋。我都跟着去过。弢翁捐书一例，再次说明了作为集权制国家。权力高于一切。 “朕即国家”掌握臣民的生杀大权，再弄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论，巧取豪夺，唾手可得。君叫谁死，谁就得死，毫无法制约束。整人整个死去活来，最后一句话， “平身”就得感恩戴德，或如弢翁一般，捐出毕生收藏，这是“改造”对立面儿阶级。或如家父。所谓党内自己人。整后立马儿给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山呼万岁，把自己补发的工资甚至多半生的积蓄都交了党费，以赎原罪。最妙的是说，你好的时候儿，你是优秀标兵，捧杀你也，说你坏时，什么“莫须有”的罪名都能加罪于你，让你死无葬身之地264
这种集权制与封建社会的集权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是一种党国体制，不是皇权之上，而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在这个外衣下，按百姓看，就是党魁的一人化领导。党魁身兼数职，皆有军权，以防兵变，兼有政权，一切行政由党指挥。党大于法逐级党委说了算。党委书记一人说了算，其他人均属听喝儿的。当年李锐考察第三梯队干部时，曾向皇储建议如何如何，皇储一句话即回绝了：“这哪儿行啊，我就是听喝儿的”。只有一朝权在手，才能把令来行。至于法治，从一建国领袖就说，别的国家都有法，我们也要搞一部，那只是个摆设。领袖如法律约束。又无民主制衡，盲目地被捧上了天，那什么胡话都说得出来，什么人定胜天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呀，结果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干得比演的还恶劣，批什么有什么，宣传什么没什么。大讲唯物史观说是“人民创造历史”。而实为个人主导历史。想起一出是一出，愚民们顺着指挥棒团团转，东一股子西一股子完全沦为奴隶。社会财富一切由权力来支配，在权力的磁场中，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被捆得死死的，思想是僵化的，各种等级制度将人定位在格子里，休想越雷池一步。到了文革，被压抑的人性迸发出来，在领袖的鼓动下，如脱缰野马大砍大杀大破大立。大分大和，信仰的疯狂，超越了历来的各种宗教。最后闹得支离破碎，不可收拾。穷途末路时，杀出个程咬金要扭转乾坤，总结出个武装起义（571）工程纪要，为旷世精典。不料谋杀未遂，反而折戟沉沙，丢了性命。
幸有华主席痛定思痛，除暴安民，又有邓大人改弦更张，开辟了新的英雄创造历史。这种市场经济与极权政治一经结合，则是开启了官商勾结群众为奴的新时代。权利从计划经济的有限特权变为市场化的无限特权。文革前搞点儿特权是有范围的，体制性的，悄悄的，无非是子女上上学了等等。贪污犯也就是寥寥无几，因为体质是死的僵化的固定程式的。到了文革，一切都乱了，所有规矩都破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集中表现在上山下乡当权者的子女参军的参军农转工的转工，上学的上学。逃离农村捷足先登，迅速转入快车道。而大批平民子弟。面向黄土背朝天，井底之蛙干瞪眼。至于由于家庭背景受牵连，黑着下去的，只能垫底，遥遥无期。城市中大小医院里大夫们聊的就是怎样开具有病的证明，让子女和亲朋好友的子女病退回城，无数家长提前退休，好让子女顶替就业，最后是去云南的知情走投无路，起来造反。抬尸游行赴京请愿苦苦哀求，最后谢主隆恩才扭转知青下乡这一狂潮。党国的结论是，花了300个亿。造成各方面的不满意，他毁了一代人，（十来个年龄组）。造成国家科技等方面人才断层。这其中的大背景确是文革抓革命误生产停教育时即大量城市青年无业可就，无处可去，只好卸包袱一脚踹到农村。在广袤的土地上，与贫苦的农民一起为共和国垫底。还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斯大林只有流放白俄及政治犯，中国是五七后年流放知识分子。六七年后下放知识青年，其中表现好的树成典型以骗众知青，到头来都成了“四人帮”的黑爪牙，一通臭整，不过牌坊还是要立的，最终又捞出几个文革前已经竖起来的老知青典型，重新放上台盘儿，为党国失误贴金。而在这十年中官宦子弟早就蔫溜了。文革已经结束，市场经济已经开启，全力的特殊化，借助市场化达成自由化的快车在各个领域应运而生，全面开花，无处不在。我从1985年半下海干装饰公司，那里的猫腻之多，甲、乙、丙。（供材料方）的相互复杂关系就已深有所知，你把甲方大佬伺候好了，要满足他的各类需求，可小鬼儿怎么办？预算卡的你紧紧的。何以回报，越是国营大企业越是如此。8964反官倒就是这些多重矛盾的集中表现，后来南下珠海，仿佛进入了一个大社会，从上到下，从官到民中，众生像历历在目，尤其是那种特区。那些年代。比内地特别多了。无奇不有，眼看着走私成风，全国都到那儿去淘货。房地产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都是高官子弟，比旧上海号称冒险家的268页。乐园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哪儿去冒险，轻而易举就将父辈的权力转化为下一代的资本。水到渠成的事儿。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对于社会风气，小玩闹有句民间谚语：“男士要改革一点儿，女士要开放一点儿”，把党的大政方针诙谐地加以形象化，并形成社会风气，每到晚上星级大饭店外的马路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风尘女子徘徊游荡，俨然一个人肉市场。大量人员聚集围观，只见车水马龙，不停的有被带走的，有的价钱没谈拢又转回来下车，真是地道的西洋景儿。到了1994年，我回北京，顶着家父的法人名号办公司，眼瞅着南风北吹染红了祖国大地，在经过20几年的演变，那种早期资本主义的混乱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每个细胞。到处是坑蒙拐骗，真正是祖国山河一“骗”黑。没有一样儿不靠骗。吃的东西 奶粉，三聚氰胺。到注水肉，下药的鱼，催熟的菜，果儿，处处陷阱。看病有医托儿药价虚高多少倍，少儿课外班天价。老有积蓄进了P2P，让你倾家荡产。可社会表面宣传上。还是一片虚假繁荣。私底下行行业都有潜规则。其实规则都是人定的，在社会实践中潜移默化地展开，从初始到终端，都有背后的手掌控制着。当最高权力认为有需要时，就会暗自放出一些政策或门道来解决社会矛盾。当然啊。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保障他们的利益，我则是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不经意间偶然的碰上了这暗门道被推上了天，然后又辞职下海，沉入海底。几乎成了无业游民、社会盲流儿又上了岸，至今也不知道是谁出台的政策，既没有见过正式文件，又无媒体报道，就这么口口相传。
私底下听说自动离职没有退休单位的人员可以交一笔钱，补齐工龄间断那些年的缴费，就能按正常退休人员获取社会保险资格。也就是相当于正常退休人员按月领取退休金和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只要自己手里有自己的档案，交完钱办好手续，将档案交到户口所在地的社保所，就是接收你的单位，在那儿存档成为那管理的退休人员。这真是天上掉下了馅饼儿，办理此项的公司也是若明若暗，亏得他们上报的最终关卡是海淀区劳动局儿，我按照此流程做，结果顺利而快捷。我一直认为这事儿不是为我预备着的，是当权者阶层中有一些下海不得意的子女，面临老年走投无路，另外这一大批社会游民是个不安定因素。为了其子女及社会稳定悄悄的出台这一政策，神不知鬼不晓的短平快地把问题解决了。这扇门开了不久就关上了，我有的朋友知道后再想办，可连那个公司都找不见了，回想起我在珠海见到过平民的子女。闯特区生意未做成，白白下海哭爹喊妈的想上岸，那真是好惨。在这党国体制集权社会。那些有背景的下海都是有备而下。有根有絆儿。海上有皮筏子接着。牛逼的有潜水艇可乘。下去多深都不怕，其他人手眼到位的能跟着啃点儿骨头，喝点儿汤。运气差的不定成啥样儿了。官场也一样，像我这样儿的活生生的例子，挨一通臭整还别不服。挨整后在家见到燕东园25号邻居樊弘教授的夫人，我的小学老师张才明。她说，那政治哪儿是该你搞的。那都是延安来的才行，一语道破真谛271。那樊弘老先生解放解放前夕是民主教授。解放后，是全国政协委员凯恩斯经济学在中国的第一代传人，文革清理阶级队伍差点儿被开除党籍。还有25号老住户阿拉伯语权威古兰经的译者，文革前多次为毛周做翻译的马坚教授。因樊家挤房搬入，还有其他人家，他们从占一栋住房到被分割，最后搬到燕南园挤入王丽的小楼和后院儿的平房。其次，马志学是我发小，我去看他们，马伯伯说过。有其父必有其子。那是在家父风光时赞许我的话，不料话音未消，父子一块儿倒台，我这一个窝脖儿大迂回，就是30年乃至一生都断送了。最后是党国为他们的二代开了个门缝儿。海底捞月，我这黄花鱼溜边儿也上来了。总算人生坐标由负数回了零。傻转这么一圈儿才感悟到，这可教子女当不得。可自己当年还信誓旦旦的呢，可教子女从了政有上学的机会都放弃了，等你再想考学，不让你考了，幸亏当了干部，知道了档案是命根子，公司散伙后把它存在了好友单位的人事部门，那时不敢自己拿着。可又没有调转手续就是是个死档，锁在保险柜里，趴了十多年，居然又找回来了。没那玩意儿，是没法儿恢复社保的。很多正规的下海人员，后来把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仿佛是旧时的太监割下那玩意儿都存在了一处。待到死时下葬取回来合二为一。我像我这野路子的，居然也办成了社保，真是万幸。回想起来，如今屈指一数已是60年。一个甲子。我这一生就这样白白地过去了，其中的波浪起伏大喜大悲，大上大下，大红大紫大黑。就把我一生玩儿掉了。最后是可教子女不可救药，越教越糟，出身不由己，道路无选择。让你上时，你不上也得上。让你下时一脚踹开，滚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一个长在红旗下，好端端的可教之才当初的一张白纸。跟组织一无冤二无仇，却被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颠三倒四得折腾来，又折腾去，本可为国为民有所奉献，结果一张白纸揉搓来揉搓去。变成了废纸屑。最终啥也不是了，里外不是人破鼓万人捶，这道也好，捶得头破血流后自然就被打造成一个头脑清醒，内柔外钢的花岗岩脑袋，要问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就是这样，在磨难中炼成的一波波一次次一件件活生生的事实使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和我头脑中从小被教育所成的观念相矛盾，相抵触，相冲突，相对立。不得不使我冷静思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握住事物的真相，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对谎言的逆向思维。一切按照个体的人和人类本性所决定的人类必然发展规律去思考问题。从半空落到了地面儿，这才叫还俗了，回归自我，成了自然人 。273页 第7本 作为我个人是如此。作为“毁二代”。这代人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代1949年前后出生的人，是在共和国的国旗下长大的。本可以大有作为的。结果一个文革将一代人几个年龄组都毁掉了。大家原本受着良好的教育，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而为国家添砖加瓦。不料一个文革半途夭折，生活的万花筒打得粉碎。攀爬的阶梯被一下儿撤掉。一个巨浪被打入穷乡辟壤。城乡的巨大反差使世界观正在建立的一代人手足无措。继而红二代军二代官二代捷足先登。鲤鱼跳龙门，逃出苦海。使一大群井底之蛙心底冰凉。世界观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这些广义上的毁二代们。在贫穷落后，愚昧，屈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脚前脚后，不约而同地在各地各个边远地区，各类贫瘠，潮湿，寒冷，酷热的地方便频发的土地上奋起抗争。以抬尸游行。千人下跪，请愿呼吁，集体上访等多种形式，呼天抢地，想震撼上帝。在全国各地形成巨大的不安定因素。才迫使政府开恩，允许回城予以“放生”。
而紧接着的改革开放。使原先上山下乡的逃兵如虎添翼。先是老子平反，继而从多种途径平步青云。怎么玩儿怎么有。跨越式的前进。螺旋式的上升。而广大“毁二代”及平民子弟们。好不容易折腾回来。面临着就业难住房难。成家难。各种新问题迎面而来。好在总算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城市。守着爹妈过日子了。其中。极少数人。重又得到学习深造的机会。而绝大多数人捧着铁饭碗，瓷饭碗，甚至于泥饭碗。相对平安的度过了30年。哪知道下岗潮一来。饭碗不保，市场化又使你处处为难。住房养老子女教育医疗哪儿都要钱。而那些平步青云的。也早已换成了金饭碗。的二代们权贵的权贵。富豪的富豪。甚至不满足在国内平蹚。满世界的走走才发现，世界真奇妙。西方世界是那样的自由民主富足。于是立马落下脚来。定居在外。那部长的儿子自己住的小洋楼儿比他爹在国内的部长楼还强。于是国内挣钱，国外花。大批资金外流。公款黑钱富豪的家当。通通的流将出去。红二代。军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大量移民国外。在那边儿住洋房，戴名表。开豪车。连一代的袁木之流。也都赴美投奔子女，打上高尔夫球了，颐养天年。
他们的开支中不乏“毁二代”和广大平民纳税人的剩余劳动价值。而他们的爹妈及宗兄们仍在国内坚守党国体制，以人民的名义为人民服务
无数“毁二代”。就这样被他们彻底毁了。而他们的父辈。在我们看算是老知识分子，在组织看是旧知识分子。他们在文革的大动乱大分化大改组中。在经过精神上的打砸抢，甚至大批大斗打入地狱，历经磨难后。恰恰因为他们是“毁一代”，受过1949年前的旧教育。从小读四书五经出身。成年后。在洋学堂受教育。或出国留洋。加之家庭背景。宗族脉络的侵染社会风气的熏陶。使他们只要没被肉体消灭。骨子里还是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解放以来随着原罪论的重压。胡萝卜加大棒的改造，被分化成了左中右。而家父就是在这样跌宕起伏的过程中。成为了左翼的典型。四九年至文革前。向往那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当个人利益和祖国前途相吻合时，在党国体制下上了贼船。，越是一帆风顺越是受毒匪浅。结果历经文革，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现象，最终发现自己不但上了贼船。还被动的绑架在党内顶层权力斗争的战车上。并被推到了最顶端——十大主席团。朝实风光了一下。使一位历史学者扮成了一位政治偶像。那无疑是捧杀人也。紧接着。立马儿跌了个粉碎。没有这样痛彻心扉的折磨他是不会提出退党。并要在家门口儿贴出对联儿招告天下的。那真是破釜沉舟，不惜肝脑涂地。
在文革期间。无数老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仁人志士以“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不惜以命抗争。在受尽屈辱时，自我了断。而上了贼船的家父是在经过文革的“九曲十八弯后”恶梦醒来已黄昏。痛定思痛。义无反顾的要结束自己那充满了绯红漆黑的政治生命而，绝大部分的从旧社会过来的所谓旧知识分子。经历了文革这场大动乱之后劫后余生，从苟延残喘到重新启用，谨小慎微地回到了正常人的生活。但在文革流毒远未彻底肃清的情况下。江河日下人心不古。各行各业歪风邪气盛行。还就只有这些老人尤有古风。仍然坚守了做人的准则。例如吴小如先生。文革前就素有学术警察之称。眼里不揉沙子，在阶梯教室讲大课，学生满座儿。系主任杨晦老先生对他十分看重。但“出口伤人”得罪同行。文革中也不得烟儿抽。险些被系里开欢送会送去中华书局。幸有当时历史系革委会主任邓广铭老先生及家父将他挽留在了历史系。拟在中古史中心开设中古文学史方面课程。结果阴错阳差的没开成就到岁数退休了。恰恰就是在到历史系后，退休这二三十年间他大放异彩。出了十多本儿专著。涉及文学史戏曲史。文字学诸方面，其间报刊发文电视讲座人物采访都有。更在书法上继承父业写出大量传世之作。可他本人却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自己在历史系没干出什么来，心中愧对两位老先生。我说那才好呢，系里不安排事儿。才成就了您这闲暇的大学问家呢。他给我题写对联儿。有闲云野鹤之句。也当是对他自己的写照。他自己时间抓得非常紧。充分发挥余热进入了自由王国。他故去后有人专门为他开设了书法博物馆。弘扬中国书法的道统与精髓。他以自己的佳作为中国书法届的乱象，拨乱反正做出了贡献。有一次，其父吴玉如的关门弟子韩嘉祥讲：中国美术馆开中国书法家大展。启功先生帅韩嘉祥驱车去接吴伯伯看展。那时启先生正任职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吴先生在车上讲：这中国书法家协会把不会写字儿的全集中起来了。一语道破这书法界标新立异，乱象丛生，既无古风又无新意。行市整个儿都做倒了。吴伯伯还跟我讲，书法家协会邀请他入会，他不入。
每当晨起精神最好时，吴伯伯都要抄袭书法。时有临摹古人字帖。写出字来，清秀俊雅，飘逸夺目，有古风。我问吴老。您屋里怎么不挂自己的墨宝啊？他回我说按老规矩，室内不能挂自己写的东西。我是闻所未闻。这书法世家至今仍恪守老规矩。他老人家就是这样默默地写自己的字。由于他的四位子女均不在身边生活。伯母又因病故去。他孤单一人，年事已高。我家父过世后。有一段时间常去他处。从我来讲，我是2000年起停办公司。当时正想全力以赴伺候老人，不料只一年多，家父也归于道山。总觉得自己有一身的劲儿，没使上人就没了。在看吴伯伯孤独一人。我住处又与他家在一条马路的斜对面。近在咫尺。应多去帮他。也是一报，当年他二话没说，就冒充家父帮我去年审公司营业执照。他大闺女吴照又是我老同学，大儿子吴煦也与我相熟。吴伯伯与我在天津的艮良三叔都相熟。他们都是天津人。家庭背景相近，所以相处甚好。我又正闲暇下来。于是时有驱车陪吴老去看故交。如王金璐。邵燕祥。夏自强夫妇等。有时也陪他参加一些活动。他到哪儿都敢说，从无假话套话。他当时为文汇报写专栏。在一次会上，直言家里住房窄小，内人有病，谢绝来访。还有一次昆曲进京的纪念会上。朱家溍的闺女听说是我陪吴老到会。顿时给我鞠了一个90度的大躬。真是老家老户，老规矩。还一次。陪他去家访邵燕祥，12邵燕祥见我后，经吴老一介绍是谁家子弟。邵当即就说“祸自上宠”。一言击中要害。太初先生印存中恰有此一方印章。与原罪难赎形成对章。我当时给邵先生送上一册。他去看夏自强夫妇也是因为夏夫人郑必俊是天津书法家郑诵先之女。郑诵先与吴裕如老同为天津两大书法家。两家是世交。而郑必俊阿姨又是文革后北大历史系第一任总支书记。吴老自中文系转调入历史系时，她正当政。而郑又是我父母新婚的伴娘。《钻石婚杂忆》中有照片儿为念。但夏郑二人都是解放前夕的左翼学生。夏五七年历史系反右时还任历史系总支书记。郑阿姨则是五二年由燕京并入北大，留校就在校团委工作。我当时随吴老去时，专门带去一册第一版的太初先生印存，没敢奉上，怕观点不一。回来路上告诉吴伯伯，吴言：那怎么不给他们呀？临行送别时。郑阿姨还笑着说，你真像家父，看你就像看见了周先生了。时隔多年以后，我又去他们家。连忙把第二版的太初先生印存奉上。那时夏叔叔已不在了，郑阿姨告诉我夏叔叔文革时已调校社会科学处，却被揪回历史系批斗。有一只眼几乎被打瞎了，视力极差。他们唯一的儿子文革失学，只在友谊宾馆当大厨。后来折腾去了加拿大。燕大校庆需纪念文章，她约我写了一篇，讲讲有关家父母及后来家母病重故去前赵萝甤突然出现在病房床头的事。陈梦家，赵萝甤也是家父母饭桌儿上常有提及的人物，但都多年无来往。赵大才女文革逼成神经病。陈大权威则自杀身亡。我后来想到若不是这样的遭遇。赵萝甤先生也不会在母亲临终前来探望母亲，他们是以心比心，同病相怜而已。他们两对儿，一个是燕京的金童玉女，文革一死一疯。一个是“梁效”四皓之一，周一良的臭婆娘。而家父，十红十黑。小爬虫变成了变色龙。跟广大老知识分子谁也不同步。很多老友的情况，只是在饭桌上时，有听他们怀旧时讲起。而谁敢跟他们来往吗？“梁效”事件后，暮年的凄凉可想而知。一直以来。整个儿那一代旧知识分子。尤其是文科学人被冲击的七零八落散。整宿的人人自危。越有成就的，越优先毙命。大陆的学术能好得了吗？只能说是悔，悔，悔
有一次，我赔吴伯伯去福田公墓。去那儿缅怀裕如老。到现场一看。在方圆20多平米的一块坡地上。间或有几块石块儿。栽在地上。吴伯伯前后左右徘徊了一阵子，最后站在一块不成形儿的石料前。沉默不语。一切完全出乎我预料。我也不敢问。想必那块无字石就是吴老先生墓碑的所在位置。墓的碑穴已荡然无存。想必是红卫兵的丰功伟绩。裕如老是被评为21世纪中国书法家的前20位之一。大学教授。他招谁惹谁了？现今就留这么一个记号儿。坡地上另外那几块无字石料，也都只到腿肚子高，形状，颜色不一。估计也都是有头有脸人物的都被他们横扫了。这使我有此想起，天津老太爷弢翁，骨灰按他遗嘱海撒了，“以饱鱼虾”。他是高级民主人士，海撒第一人。想必是吸取了前人的教训。不留后患。到后来连周恩来，仅有的老帅均不留骨灰。还有一位海军的副参谋长之类的，原在八宝山一厅。带我去金山墓地时，见到一座像模像样儿的墓地，一看碑文竟是此公的后人。将其迁出一厅，转藏于此。该人文革坐牢多年，后来平反。另一位老革命的史学家黎澍，晚年声明，不进八宝山革命公墓。说我喜欢的人没在那儿，我不喜欢的却都在那儿，我不去。看来，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身后事儿不是小事。怕挖坟掘墓更是大事。他们“己所不欲，专施于人”，足见其恶。溪口蒋公祖坟，毁而复修。他们自知罪孽深重。毛先生自己倒好。孤身一人就那儿躺着了。杨开慧，贺子珍。李云鹤都各奔东西了。吴伯伯在那光秃秃的坡地上。站在石头边儿，默默地沉思了好久。心里有多少往事在翻滚，一直到回去的路上，车内空气都是凝固的。他不开口，我啥也不敢问，不敢说。
从满清末年。到民国再到中共执政。吴伯伯家这三代人都经历了什么？在集中到易帜后，特别是文革前后，这三代人又经历了什么？那真是一言难尽呀。而前辈老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如今还剩了多少？家父曾请吴伯伯写过一帧日本色纸。写的是一首诗。字是真棒。只最后两句，家父没看懂。于是令我去当面请益。吴伯伯讲，那是骂人的话。是指当今书法界乱象丛生，四不像，只为了追名逐利。他从字面儿上讲给我听。我底子太薄，最后两句还是根本没听懂。回来家父颇为感叹的讲。遗憾的是他自己不会作诗，是可以用来骂人，还不会被抓小辫子。陈寅老也有诗，含沙射影的骂人发牢骚。而恰恰这些文骂。体现了老一代学人的本色。坚持道统，嫉恶如仇。就在“大革文化命”这十年中。他们毁掉了中国文化传统。砍掉了做人应有的操守。而这些老者们却一如既往不改初心。历史学家杨向奎括（1910—2000）。因组织派去给林彪家讲历史七年，913后入狱四年。他后来有话讲：“就知识分子来说。必须保持清流品格，不可迎和不正之风。只要知识分子群体能够保持清流品格。民族就不会亡”。
一次我去探望。图书行当里的白话文老先生。他要搬家，正在整理图书，文化人没别的，就是书多。有些书必须处理掉。他对我讲：我这儿没什么值钱的书。因为在我们这行里有行规。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规矩。我明白了。那一代老知识分子历经劫难，仍是要讲老规矩的。历来各行都有各行的规矩。就像琉璃厂那，好的篆刻工匠。你让他刻款识署名他都不刻。他们都默默地守着规矩。正如习主席所讲，党员要守规矩。党有党规。可那大大小小的贪污犯，哪个守规矩来着？如今放眼一看，上上下下，各行各业。还有几个守规矩的。到处都是反其道而行之。书虫们拉帮结伙近水楼台，各行其道。利用工作之便，吃官饭，放私骆驼。比比皆是。哪儿有像过去我爷爷那种收藏法，硬邦邦的花真金白银买，该多少就多少。现在行儿内靠倒腾书。假公济私。靠打擦边球儿发财的大有人在。话不多说，到此为止
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中共建政以来就应了这句话，前30年是变相继承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换成了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是领袖所言。系封建专制，加上无产阶级专政。突出了一个斗字。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特别是文化界。将斗争斗到极致：哲学是斗争哲学。人人得狠斗私心一闪念。人类历史是千年斗争史。当下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教育是斗，批，改。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最终的落脚点是斗人。斗斗斗。结果就是毁，毁，毁，最终斗成了毛死江囚。再上台的却是三起三落。最经斗的后主。来了个大折返。改为“私”字当头。所有制放开私有，允许少数人先富。由闭关锁国到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权贵资本主义以及国家资本主义应运而生。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中共历来最重视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不争论，不讨论。开社会主义的车走资本主义的路就是了。到红二代掌权以来，前后30年尖锐对立已形成。于是似有而无的提出，不能将前后30年互相对立。俨然一个掩耳盗铃。滑天下之大吉。有舆论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否！这一收一放，才真正是“敢叫日月换了新天”。一个“斗”将几千年的社会中层和中层以上通通推倒。这一改革开放才是真正改为开国一代一族顺畅地登上了社会主义的宝座，以人民的名义成了统治阶级和阶层。而人民毋庸置疑地回到了底层，甚至沦为奴隶。这种洗牌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有人会说领袖起手打得最重的斗得最狠的是他自己人，因而坊间有言，国民党专整共产党，共产党专整自己人。非也，实践证明，受毛整肃越凶的越是一条好汉。从“老君炉”里出来的更是翻上云端。二号走资派三落三起接了班儿，右派分子翻身当了总理。文革受毛迫害的都有了铁打的资本。被专整过的自己人自然成为最可靠的接班人。而在他们圈儿外的人则整了白整。不死算你命大。到头来还得三个正确对待感恩戴德。无数悲惨的故事形成伤痕文学。刚触动表皮，就被视为精神污染。无辜的家破人亡。精神肉体受到极大摧残的只能忍气吞声。而他们圈内人。一旦解放。又可一人得势鸡犬升天。得到加倍补偿。
在马坚先生的追悼会上。我站在头排边角帮助举碘钨灯照明。清清楚楚地看到文艺沙皇周扬站在鄙人跟前白胖白胖的气色尤嘉。哪儿能看出是蹲了八——九年牢狱出来的。被我这灯光考得顺额头冒汗。他住的是高干监狱，待遇绝对好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戴乃迭夫妇分住的男号儿，女号儿。周扬出狱后。肯定好吃好喝好补养，哪个挨整的老知识分子有他那状态？怪不得一次家父见到他，他还好言相劝父亲要吸取教训。父亲一句话把他顶了回去。到这时家父头脑中意识拎得清了。遗憾的是马坚先生的幼子，我的发小儿志学兄今已做古，无缘见到我这篇奇文历史永远是胜利者的历史，他们大可堂而皇之地篡改历史，在他们那里，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人生就那么几十年。谁能潇洒走一回？是领袖？最后背着个万世骂名，是人民一辈子阴错阳差被历史的洪流驱赶着。是那一代老知识分子？遭那前30年的苦难。折磨后30年。了此残生。成了真真切切的毁一代。是那一大批“可教子女”成了千真万确的毁二代。最终谁得益了，是那些红二代官二代军二代。他们或官或商，甚至脑满肠肥的跑到了世界另2/3还在水深火热中的国度。安家落户，拿着家族近30年暴敛的财富。传宗接代去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告一段落。苏修解体，中国变色。两大阵营对峙不复存在，人类即将开启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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