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不是书生 4
2019-11-13 周三 00:04
文摘 ： 历史 发布
自2000年2月23日家母故去后。家父经常独坐沉思。第二年初搬入蓝旗营新居时，家父特意令我给他照了一张像做纪念，寒冬中他坐在轮椅上，身着棉衣棉裤，胸前抱着家母的遗像深情的望着镜头。这里包含了太多的内容，他们婚姻65年。四九年前的12年，应该说是风平浪静。无大波折。四九年以后。从1951年家父去四川眉山土改，很快三反五反而来临，天津爷爷遭冲击，来信告诉家父拟将几十年辛苦藏书。最爱不释手的宝贝，捐给国家。捐给国家算是闹了个好态度。被领袖亲自给保下来了。捐的那700几十种善本，现在就值不下十个亿人民币。因而成了投诚信物，保住了爱国民主人士统战对象的位置。在这红色资本家的大宝护伞下。良字辈儿接受改造，大部分得以入党，家父成了家里的带头羊。不过，1957年因同情自己教的右派学生。推迟了一年转正。像我二叔则因祸得福。留美回来，想回清华教书。他原是那里毕业的。结果未成，只好去了华北大学。殊不知，此乃中共自办大学中共的亲儿子是也。也就是后来的人民大学。于是，朝鲜战争板门店谈判。派去做了翻译。因为有亲生儿子学校的人可用，自然不会从北大，清华选人了。从此，他进入了中共高层的视野，后来在外院入党，并调入外交部编译室享受局级待遇。算学者兼高干，住房也扩大了一倍。其他弟弟。有坐京津两地建筑设计院副院长的。有中共50年代送子女留苏时，为体现政策捎带送去流的。都是各有成就。
反之两个姑父。一个是著名诗人穆旦。（查良铮），因在国军滇缅战争时给杜聿明做翻译。打成历史反革命。另一个五七年说党员像上供的点心中看不中用，打成大右派，但都留在了原单位，没有去边远劳改场。这恐怕也与上有大红伞，打狗看主人有关系。而像家父这样改造有成的知识分子，在组织眼里只是少数。而大部分是向家母那样从旧社会过来，出身于当时的社会中上层家庭。本人有一定政治敏感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即文革中毛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组织上利用改造的对象，顺从的利用之，不识时务的打击之，像家父那那样儿的，再利用过程中表现好的则团结使用，以体现党的政策给家母那一类人看，
就像我爷爷也是处在那种位置举高高给国内外看，也给他的同类人看。家父仙逝时，我大哥从天津来。他也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他说，在当年我爷那些表现在他那批人中，肯定有人对爷爷有看法。而在美的丁声树夫人关淑庄女士晚年跟我二哥反复说到，你爷爷行。是指他精明有办法保护了周家一大家子。丁声树文革前是自己先回的国，夫人先是在联合国工作，后来从联合国又带孩子回到了中国。丁声树是语言界权威。文革过世后。大报全版介绍以为楷模。夫人文革后，携女儿又回到了美国。
这样联想起来，家父四六年如不回国则会跟杨联生王伊同相似。完全可能继陈寅恪老的衣钵有所成就。回来如不发生“梁校案”，则可能如丁声树一样被中共捧为样板儿。家父晚年十分赞同社会上的一种说法，即早回国不如晚回国，晚回国不如不回国。自己真是把肠子都悔青了，这种倒行逆施让人寒心的面儿太大了，文革后一旦开放，有大量有海外关系的离国出走。文革不仅对知识分子是一个大的迫害，对干部队伍也不例外，先是打到一大片老干部。迫害了一大批创建新中国的英雄。末了粉碎“四人帮”，又毁了一批老中青三结合的青年干部。在西城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批冒尖的干部如鸟兽散。政治之可怕，党内路线斗争之毁人可见一斑，团区委书记张东海调到北京市集邮公司去了。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副书记刘乃信到护国寺中医医院跟中医骨科专家董大夫学手艺跳行学医去了。当时，丰盛街道办事处的一把手，全区街道唯一的一个青年干部儿一把手儿王克林立马儿调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了。上班就在西什库。他住地质部旁的宿舍。父亲是长征老干部。地质部的司局长。有托儿啊。一看前方堵落，立即折返改道，动作迅速。我见他时，他已调动完毕。他讲他是一盆凉水，从头顶浇到脚底，那真是寒心了，要知道丰盛是西城最大最重要的街道办事处。中南海在其管片儿内。他是重中之重。而党校的教员马凯，不在其位，顺利躲过一劫。而后马凯调走，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调来任西城区长。正逢时。陈元新区长有名言，统治阶级就要有统治意识。就是要用自家人。如陈云所言，还是用咱们的子弟，免得挖祖坟，邓大人当时举双手并言双脚赞成。那马凯是四中老兵，知名人物，被中央文革先利用后打击，新形势下显然会步步高升，最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结局。在众多的西城团干部中，还有一位让我感慨的是德胜门外街道团委书记袁琴。袁大姐大我两岁，文质彬彬，写个文字东西，演个节目都蛮好。作为革命同志，我们也有交谈，我倒台后听说她患癌症。住院之前，我去看他，印象他已调国务院信访办。只见她所住平房院内水龙头处有一位农村大妈为他洗衣裳，没敢问是谁，他住院手术后又去医院探望她，因为我知他父母都是现役军人。她却哭着告诉我，那是他姨和姨夫。并说母亲为什么要把我给人，充满怨恨。我这才恍然大悟，看上去穷苦的老太太就是她的亲娘，她活到这会儿一点儿没想到有这样的养父母才使他上学读书成长为今天这样儿的人，原始的人性使他回归。又过些时候，我听说他癌症细胞转移，来日无多了。有个男友在天津工作，周末时又来北京照顾她，我又去小乘相胡同她家，用摩托载上游水的活鲫鱼，等鱼放入水盆儿欢快地畅游的时候，我将那盆儿慢慢推入他那木板儿床下的一瞬间，我看到她在斗室中侧卧在床，两眼直勾勾的盯着那几条鱼，充满一种求生的欲望，看得我都想哭了，她这一生，艰苦朴素永远是蓝布衣裤，都褪了色，吃着单位的食堂，甚至不吃荤，那间斗室，那木板儿支的床，就这样儿要离开我们了。告别是在厂桥北医一院的太平间。西城相当多的干部都去了，有调走的也有新上来的，我像往常一样骑着摩托车一路飞奔而去，老远就看到西城区团委的人在便道上迎候来人。到跟前，李洪生（女）第一个迎面就是一句：“你还活着”我答：“是。活挺好”。其中的酸楚谁人知道。现任书记石良琴（女）没说话，稳稳地睁大眼睛看着我。他是张东海任书记时的两位副书记之一。另一个就是刘乃信。那两位男士。都快言快语，就是他稳的住劲，若干年后，她升为区监委书记。放下车后，我直奔太平间，院子里人不少，仪式未开始，告别厅没啥人，我肃穆的站在袁大姐跟前，看她已瘦不成人样。后听李洪生讲，他天津的男友在他病重期间常来看她，那是对她最后的安慰，但今天没来。亲生母亲和养母，我也不记得看见没有。因为全都是年轻的团干部来了。曾经的战友英年早逝，谁不痛心呀？散场后，我又绕她一周默默地离开。现今每当我想起这些，就感慨那时的青年干部为党工作，真是不讲价钱，一心工作，没有任何奢求。简朴一生，就这样走了。袁大姐可曾想到，如今的干部队伍会成这个样子。自打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把经济搞活了。可上层建筑也跟着火起来。由于体制不配套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干部队伍越来越不像话，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加之文革的巨大负面影响，吃、拿、卡、要，贪污腐化，一泻千里。乃至19大以后。仍不断有顶风作案，刹都刹不住。
像我们办公司的，只能随波逐流，不然无法生存，供原材料方本身就是孙子。生产厂家捏着你的货源，你不敢得罪，整天哈着人家。该办什么办什么，要货的甲方更是祖宗，出钱、出力、出车、出人，尽我所能能办什么办什么，我还为此做过家教，教绘画，帮助关键人物的孩子考上工艺美校，能用的招数都用上了。只为养家糊口挣两个钱。这类公司就只能这样儿实打实的挣钱，而那些有来头儿的公司倒个批文儿就就黄金万两。二等的公司就靠个价格指标的双轨制。从中一变通，一倒手，公司和个人就都有了。那些有上线儿的，有来头儿的，官商一勾结，靠山吃山卖资源，靠水吃水搞走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出中南海，各级官员只要有私利可图，没一个向着政府的。私下做局天衣无缝，钱挣着，官儿坐着，还有升迁。那买官卖官儿的应有尽有，浅规则里明码标价。就是进了大牢也无妨，有人给往外捞。只有百姓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到珠海那一年，我更是深有体会。改革开放被民间幽默的解释为男士要搞活一点儿，女士要开放一点儿。眼瞅着红二代的“老总”。一天换一个，那可是1993年啊。90年代初期，已经腐败到如此地步，南风北刮，刮满全国。到了2010年以后，贪个十亿八亿的，女人搞个三打两打的。启不司空见惯。
谈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像家父母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俗称“大知”，从出身门第到所受教育，都属阳春白雪，始终不接地气，正所谓阴阳不和按照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他们本不需要什么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只要是一生能平平安安地做学问，认认真真的教书，那就是最好的结局，最终得以寿终正寝，无奈他们偏偏赶上了这个时辰，领袖要把所谓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事儿没做完，领袖就驾崩了，接班人在死胡同儿里又来个大掉头。把领袖颠倒过的历史再颠倒回去。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的下降，社会形态上是折返了，骨子里却变了，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当年马克思的“宣言”的核心观点就是消灭私有制。而改革的主项就是放开私有制。那谁主导开放开私有制谁就成了或变相成了私有制的主人。于是统治阶级就变成了私有制的主人，一手托两家，又是官僚，又是企业主，于是国家资本主义应运而生。在不止是什么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了，而是40大家族。乃至400或更多的家族了。那是官商勾结父权子用。各种潜规则。关系学，厚黑学的猖狂运用，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政治到经济，处处都是无奇不有，让人眼花缭乱。百姓发现任何事情都有内幕，甚至于是黑幕。把政治无诚信可言，扩展为一切无诚信可言。于是，“假的”“全是假的”。武汉疫情时，市民当着副总理孙春兰竟喊出这样的口号。一个国家被百姓这样定位，那还得了。“全是骗”三个字而弥漫在人们的生活中，这就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混乱和晚期社会社会腐朽相交织的社会形态。抽象出来看。这就是政权是腐朽的社会是昏暗的，不是政权制衡社会，而是浑水摸鱼，看谁捷足先登。这就说回来了，在这种大的社会变迁中，老一代知识分子由于先天不足，绝大多数出身减分儿。四九年以前所受教育都是负数。改朝换代头一件事儿就是洗脑改造，在改造中使用。跟不上了，就整肃淘汰。在1947至1966这17年间。说你不成就不成成也不成，到了文革就都成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牛鬼蛇神一痛横扫，通通归到黑五类里，扩展成了黑七类黑八类黑九类。夫死妇囚之后。接班的上来一看，经济垮了，也没好人了，先给自个儿平反吧，再把老九扶起来。这时老知识分子已经熟透了，家父在这当中又经历了一番折腾，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脱帽加冕后。又顶上一个大屎盆子，永世不得翻身。让人无地自容，心中的愤满。无处发泄，请老友顾青廷龙写对联儿，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言人无二三。结果我还给传错了，传成可与人言无二三了。 这回被曲解为有一肚子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将此事讲与吴晓如伯伯。他是“梁校”非正式调入成员也受到审查。吴听了笑了。家父实际恶心就恶心在文革前期那五顶帽子对谁都可以直说，可以明说，因为有据可查。唯有“梁校”，因为四人帮是万人恨。跟任何人讲，几乎都得不到理解和同情。只能跟“梁校”人说。例如跟汤一介先生说道，我那毕竟是书生，只说出了上半句，下半句是书生上了毛主席的当。又说到江青，他是有求于我，我并无求于他。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讲，是政治找上了书生，我引深一句，是党中央，毛领袖和他的婆娘找上了书生，是有组织调入，组织行为。我有想到这些上了贼船的人。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一肚子苦水儿，跟谁倾诉？他们只要出了“梁校”这个圈儿。就得闭嘴。所以只能跟吴伯伯说。跟陈熙中先生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是家父最窝火的，尤其将来作为历史，后人们更不会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只认为是为虎作伥。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当年的真实情况是领袖提议的要成立班子。党组织精挑细选的才能调入，为增加大批判组的学术含量又特别调入四位有学术名望的老学者，为其站脚助威，在当时多少人想进还进不来呢，向“梁校”示好的，有之。私下向家父打听动向的有之。自己也捉刀弄笔，配合写文章的有之。这一切说明，跟风吧，那紧跟党中央的老九有之。这更说明党的强大宣传机器对老九洗脑成功。也由于多年的政治运动。对知识界的打压、欺骗、愚弄、蹂躏、诬陷、批斗形成的斯德哥尔摩现象大获成功。使得像张志新这样举旗反抗的是极少数。像陈寅恪那样公开叫板的也是凤毛麟角。像钱钟书那样的极力回避的，也是很难得的了。听之任之的，是多数。
像家父这样一名历史学家。这样亦步亦趋。实在有他自我操守的问题，也有这一代知识分子毕竟是书生在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岔道口迷失方向。所以，他自传体的回忆录取名为，《毕竟是书生》，是有深刻的个人意义和广泛的社会意义的。他应使所有自中共建政以来。从思想上上了贼船的旧知识分子引起共鸣，产生自我反省。在当下，信息相对透明一些。部分历史档案公开。人们思想多元化。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能够深刻反思，认清形势。对人类发展的必然之路有个清醒的认识。
谈起书生，不妨多说两句。中国的书生，可怜又可悲。多少五七年的右派变成了八九年的左派，纷纷举旗谴责学生。他们原本是有保持沉默的私权利。却唯恐跟不上形势及在组织面前弄得好表现。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扛得住的也就是章、罗等少数个人。况且他们还没有经历过发配边疆，劳改收监等“刺刀见红”。家母在饭桌儿上不无感慨地讲。我的八姑父，丁用红，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大右派。在组织要给他摘帽时，他却表态无所谓。几十年。只做出现场的工程师。每月只发几十元工资。公资锐减也无所谓，太淡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洋人进来了援建工程了。他也退休了，正需要会中英文能出现场的工程师。于是。聘他去挣刀勒”了。因祸得福。几十年跑跑颠颠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如今长寿90多岁了。当家父过世后，我们被冷落时。他却亲自上门送温暖。同是天涯沦落人，将心比心了。此后，我每年都去看他。在多次交谈中得知，解放后中共还动员他去香港做亲友工作劝返大陆。并且给他美元做经费。他认为划右派后未流放边远与此有关。我则认为天津老太爷的大红伞也是一方面。历经劫难，他如佛教徒一样，全都放下了。一切无所谓了。而且当年他也是右派不右对党没什么恶意，只是话语随便一点儿罢了。鸡蛋里边挑骨头。一挑一有。因那是政治斗争，欲加之罪。
在看我那二姑。也就是诗人穆旦的夫人。自肃反后继承反属。又文革中惨遭迫害，全家挤在两间小屋，四个孩子一屋住，上下双层床做功课，备饭都要掀起被褥改为桌面儿。因为我喜欢绘画，二姑夫拿出残存的一批印象派印在外文明信片上的作品。一针一针地给我讲，绘声绘色，像他画的一样。诗人气质洋溢。与头顶的历史反革命帽子完全对不上号儿。但我1979年新婚去天津时。二姑夫已谢世。二姑到小白楼儿起士林给我们两口子开了那么一大桌的西式大菜。我们连一半儿都没吃完。那是对我遭遇的挽歌。到家父写《钻石婚杂忆》前后，家父曾多次提出要到二姑父墓前，替天津老太爷谢罪。这是他自己惨遭滑铁卢后才真正感悟到人间的冷暖，世态的炎凉。感觉到两位妹夫当年的屈辱和周家的慢待。尽管大哥在家母辞世时来京，他又提及此事，大哥说，那不是天津爷爷的过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最终我还是买了鲜花儿，由大哥二哥小妹和我陪同家父驱车前往万安公墓，献上迟来的敬意。礼毕又去天津奶奶墓上献花扫墓。他做坐着轮椅，在有三子一女陪同下，缓步去看奶奶的路上。经过剧作家曹禺墓地时，曹禺的高大墓石一眼可见，家父说他那么大墓碑良铮也该那么大。这显然不是责怪家人立小了，而是对政府，给穆旦的不公正待遇。发泄心中的愤满。而我的二姑在那漫长的岁月中确实打掉牙往肚子里咽，我每次见到她，无论是治腰长住睦南道，还是她到北京开会顺便来看家母父总是那样的和颜悦色，她跟天津爷爷奶奶的关系是那样的融洽。而最后一次来我们家。是刚搬蓝旗营家母已过世。好像八姑九叔陪着都来了。她在谈到政府也在修复蒋公老家墓地时谈笑风生，连讲了两遍未加评论，其实话里有话。她含辛茹苦把四个孩子都送去了美国，最后把她带头儿的科研项目也都做到了告一段落。在身居全国妇联委员的情况下。前来与家父告别，回到了他当年留学成才后又阔别了四十七年的美利坚。他在孩子们家附近买了一套小公寓房，安度晚年，直到辞世。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家父用左手给她写了一封信，安慰她没嫁李政道嫁给查良铮也不为错。我想家父落笔时定是心情激荡，心想她嫁人没嫁错，回国却回错了。现在那一代人的实践又进一步证明了早回不如晚回，晚回不如不回。晚回来的这劫后余生，如果条件允许还是赶紧走好。二姑是如此。燕东园的徐锡良夫人也是如此。董铁宝的夫人梅先生也是如此，三个孩子都回去了。梅先生退休以后也回到了美利坚。西语系吴柱存一家连子女也是如此。西语系走的就更多了。历史系的范达人更是走了。他写了“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校』往事”，一书，在香港出版。更在封杀之列，不走，等啥呢。随时抓你个现行儿。家父是极力赞成范叔叔那书的出版。他肯定该书的简语被范叔叔列为书的序言。真是不吐不快，一吐为快。
家父回顾自己后半生。越老越想，越想越恶心。真是“烈士暮年，恶心不已”，我给改了一个字儿。壮心改为恶心不已，恰如其分。他自1989年以来萌生退党想法，而我一直加以劝阻，在2016年9月，原北大副校长副书记郝斌老师发文讲家父退党一事的文章发表以后。我与之呼应，写了旁证材料。从家属的角度证明。他愿望已久，且至死不愈。只是我从中加以了劝阻。我都找佐证。
全文如下：
读了郝斌老师的“截屏再撇周一良”一文，勾起我的一些回忆可为佐证。现记叙如下：关于退党问题，在人们思想上变得突出是在“89风波”以后。党内有一批人身体力行了。家父曾在家吃饭时讲到。听说郁风在北美有演说（或讲话）并提出退。国内有杨宪益先生听说要对其劝退，自己抢先一步申请退出。家父也有此意向。我赶忙劝说，你可不能退。不然又闹成大事儿。这家里刚刚消停两天，又起波澜，弄不好，又挨一通臭整，再当一回典型。你不像我们这种无名小卒，退也就退了。不交党费够半年也就自动脱了。此后他不再提了。其实一直心向往之。到1991年接受中国文化书院访谈时，他在谈完“六四风波”后，话锋一转，又讲到像他这样的人也不适合在党内了。全集中的访谈录删去了这些。2000年秋，我随家父去季府看望季羡林先生，由李玉洁女士作陪，经过长时间恳谈后告别时。我端摄像机退在前边儿，出了单元门洞儿一回头儿。听见季老送客的一句尾话是：“都入了，就别退了”。我马上想到他话憋到最后的议题是退，甚至是直抒心意。以上的三个节点上足以证明，退的问题，一直在他心中盘算多年，直到一年后他在睡梦中故去。丧事期间，有亲友提示，我们可向主办方提出告别式覆盖党旗。我脱口而出，不要！因为这不符合他的遗愿。我原以为他是“89”以后才动此念头。读了郝文才知早在1987年初他已向主管党务和党员组织问题的副校长、常务副书记有所表述，只是由于郝斌书记出于善意的保护他、爱护他，以及同仁们的劝阻或家人的反对。才使告退一事未成事实。此文儿可附在郝文之后同时转，谢谢。周一良三子，周启锐2016年9月11日
由于我的劝阻，他没能按正常组织手续，向自己所在的历史系教师支部的党小组正式申请。但从郝斌老师身为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主管党务人事的常务副书记的身份来讲。像他申明已是足见家父的决心不是私下说说而已。这足以证明他从思想上彻底脱离了组织回归了自我。现在遗憾的是他为自己所拟的退党对联儿没有流传下来。不然悬挂于家中。将是最好的纪念。
那天到了天津奶奶的墓地。墓碑上只有奶奶一个人的名字。因为在这之前，爷爷过世已经海撒了，那是一九八四年，他是民主人士海撒第一人。又过了若干年，二姑的骨灰有女儿查媛，查平等人带回国。在万安公墓与二姑夫穆旦合葬。渣家来了很多人，我临去路上买了大量盆栽的鲜花儿，拿车运去不料堵车去晚了，让查媛他们久等了，很抱歉，同时也给奶奶扫墓，回程三叔家的启倫、启庆、启芹又取道西静园去祭拜我父母及大姑父姑父。
西静园墓地是家父亲自选的。家母病重期间，他派我各处看墓地。万安公墓，人满且贵。一平米已经是六、七万元了。家父听说金山公墓离万安公墓不远，中文系四大教授吴组湘、王瑶、季振淮。还某某某都在那里。他有兴趣，派我去看。于是我约了季振淮先生之子季然带我去看，它在山上，从平地上山，还有一段儿距离，那里环境好，空气好。应是上世纪80年代才建成的。因进园不远就有一片无字碑，也就膝盖高矮碑石密密麻麻一大片。季然告诉我，那些就是“六四”死难者，多为学生。我肃然起敬，再往山上走挺远的了，才有可葬空地。回去和家父商量，将来祭拜的人上山太吃力了，于是作罢。回来在网上一查发现西静园，也就是过去的东北义园还有空位。他就在北大西门外101中学的西边儿，是918事变后，东北军流亡入关内，张学良亲自划定的墓地，用于东北军方面人员下葬。当年画了59亩地。经年至今只剩下19亩了。张作相的夫人和王英辅的爷爷，当年的大员，王家桢都在那里。文革破坏严重，现在有修复。因为海外有后人回来祭拜。我摄像拿给家父看他满意了。立即买下。是0.86平米，花了2万多元，择日陪家父冒小雪现场勘查。车顺墓园内甬道直接开到墓脚下，下车便是。他居然下车在定位处徘徊了一番，之后我又去在那儿买了秀玉双人的骨灰盒儿。形状如故宫的太和殿。四平八稳色泽均匀非常漂亮。拿回家，他一看，甚为满意。遗憾的是。分两次下葬，第二次还需重新开盖儿不方便。最后退了。只好在八宝山买了成对儿的其他的。父母健在时曾谈到过下葬，于是我主动说，你们不必像爷爷那样。其实在地球上留个念想，将来后代和亲朋好友学生之类的，想凭吊一下，好有个去处。像我这辈平头百姓就无所谓了。后来家父也说。未能 “免俗聊复尔尔”。最后，葬在他们学习工作生活近60年的燕园附近，还算是最理想的。别人的墓碑都有描金字的，他特意告诉我不描。因古人就是素字碑，不描字的。他们葬在西静园后又有来者，我大姑，周珣良、大姑父宁致远立即与他们相邻。他们都是老干部，够级别的，可进八宝山革命公墓“没去”。我妹夫李安宁的父母。我爱的清华附中同去吉林白城插队八年的闺蜜的父母也都跟进而来，靠得很近，人多不寂寞。若干年后，北大化学系教授邢其毅院士夫妻也来了。他们是我们家燕东园的老邻居，后又同样迁入蓝旗营小区。家父与邢伯伯一直来往，曾说现在翰林没有了，你这翰林的儿子还在。邢伯伯和童第周是当年美籍华人科学家牛满江人工合成胰岛素中国方面的领军人物。造福人类，当时很轰动的。
8964时就听说在北大学生区最热闹的三角儿地演讲的有历史系的张广达。五七年的右派后来去法国获得骑士勋章，最终定居台湾。再一个就是邢伯伯也是五七年的右派，其实他还参加过新四军呢，有功之臣。这两个五七年的右派没有像丁玲等人一样，变成了八九年的左派。不过这转身哈共大则会有加官晋爵，如***又当了校长，荣升全国政协副主席。夫妇还在8964后代表国家去美国看望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劝他们回国。而8954家父在美国我二哥家天天看电视报道。给我来信讲，“听说北大历史系出了好样儿的”是指王丹。而燕园居委会的人。则告我爱人说你公公婆婆在美国，不回来了。其中的真实情况是我一直不安心于在国内。我爱人也曾想过去澳大利亚创业。身边各种出国例子很多，还听说的仲曦东两个儿子在澳大利亚都站住了脚。我二哥曾想申请给我们办移民。但兄弟间担保算第五类优先，排名靠后太慢。于是就先给我父母办，属直系亲属是第二类优先。他们有了绿卡了，由他们再出面申请我们。我们就仍属于第二类优先。加起来比第五类优先快得多。当时父母只要由二哥在美申请了办理，美方就会有名单通知中方，所以中方就知道他们在申请绿卡。适逢六四事件，此事儿就变得越发敏感，绿卡从申请到批准有很长一段时间，领卡人又需本人去。赶在64二哥动员他们先别回来了，一方面是等绿卡，另一方面可以躲过中共清查，人人过关，免得倒麻烦。办绿卡的信息传到中方，国内则认为他们不回来了，而恰恰是由于8964机场混乱，大量人员赴美。有身份的，没身份的。逃亡的大有人在，对于逃亡的美方大开方便之门优先办理这些人。其他的人大大推迟，据说要再多等五到六年或更长时间。我自己考虑，年龄已大，再等五到六年。甚至更长。我就就该退休了。而且我们一走，二位老人没人管了，因而中途放弃了。这样二位老人在美滞留，等过国内清查告一段落，也就回国了。又过了很久，美国批下他二人的绿卡必须本人去领。他们放弃了，没再去美国。我多年的处境，始终是家父母的一个痛点。这是那一代老知识分子常有的，我们燕东园24号的邻居，住23号的李宪之老先生是20年代留德的。他是受邀参加了中共开国第一宴的人士。膝下四大金刚都是儿子，早年与家父讲他的规划老大要如何，老二将来干什么等等，结果大儿子。念上了大学毕业了，进了专业通道。老二科技大学毕业，分到三线国防重要单位。文革以来不派正事儿干，直到退休。老三，北大井冈山的。反聂的，地球物理系毕业，毕业分配又被聂元梓踢到大西北。青海直到退休才回北京，老四是政法学院学生，学习期间赶上文革，家父被抄家挨打，他死保老子被聂元梓定为现行反革命。被派出所拘走，发配劳改场多年。四大金刚毁了仨。吴晓如伯伯，四个孩子全赶上文革，一个也没有上大学，还有两位早亡，是他永远的痛。燕东园两位一级教授和我同楼的李汝祺老先生。也是20年代留美的摩尔根学派在中国的第一代传人，商务系主任。自解放就受米丘林学派排挤。孙子李岩当司机了。23号李宪之楼上的游国安老先生，他的外孙子先是卖肉，后来也是当了司机，车队长。他们都是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文化革命。整个儿被废掉了。这就是叫做毁完一代毁二代，毁完二代毁三代。他们俩还算不错呢，像我属于各类闲杂人种，无业游民。只有一个北京户口和中国籍。只等着取消户口，开除国籍吧。住22号的邓衍琳一家是50年代中后期自美国回来，文革后也都全家回了美国。住在34号的生物学家赵以炳先生的夫人。文革前一直是居委会成员，自愿出来为人民服务，且分文不取。大家闺秀，温文尔雅，走家串户。为大家做了多少好事。文革我亲眼所见，他被红卫兵绑在她家院中大树干上，肆意打骂凌辱，仿佛连环画中刘胡兰的情景再现。家住31号的魏建功老先生魏太太也是原居委会干部。魏老是因是“梁校四皓”拉去首都体育馆大会批斗。居然逼他太太到场观看，回家一两天就半身不遂，卧床不起也说不出话了，后来二老相继去世。八大学院家属院内很多都是教授太太自愿出来为民办事儿。估计都好不了。住在32号的语言学家高名凯英年早逝，文革后，长子先赴美拉琴定居，后有女儿，曾是新北大公社喉舌高音喇叭的狂啸者。保老佛爷有功，留校任教。多年后。一切真相大白。彻底反思夫妇投奔在美的女儿去了，毁二代中赴美英等国留学的不少，没听见哪位学成后回国的。去做那占世界2/3的还在水深火热的国家的国民吧。谁还回这块噩梦般的土地。白桦的影片“太阳和人”说得好：我爱国，谁爱我呀！他们再也不想重蹈文革的覆辙。
在边界口岸上，多少爱国华侨文革前一腔热血回来报效祖国，文革后，满含热泪一步一回头了，又离开了祖国，他们没有祖国了。到如今还要昧着良心说胡话粉饰文革，给文革翻案，岂有此理。
北大中文系教授王瑶先生，当初家母在清华的老师。文革期间劳改在校园内扫街，吴晓如伯伯告诉我，因全市全国学生等均来北大串联看大字报。王先生专门到人多的地方去扫，尽量让认识自己或不认识字的人都看到。他在思想改造中曾说自己不懂马克思是牛克思。8964时其女儿王朝华为高自联重要成员，全国通缉犯，为此王先生心事重重。在去上海讲学时不幸身亡。在沪的追悼会上，国安派出大量便衣，希望王瑶爱女朝华露面。落空了。在北京，我去了朗润园王府慰问，他家住中式“庙堂”中倍感阴森，向老夫人慰问与朝华的姐姐姐夫长谈。了解一下儿，后来朝华到了美国，与我妹妹是发小儿，再后来姐姐夫妇陪老母亲也移居了英国，因王瑶先生长子王朝默早已移民英国，是我小学同学。
邢其毅伯伯过世后，住蓝旗营时，有一天邢伯母来找我，说听说我复制了“周氏再造善本”——《周一良读史批注手记》。宣纸线装，请吴小如伯伯提的签儿。特意来看此书。又过些年，邢伯母也移居北美，他们的两个儿子全在那边儿。二子邢祖介我的发小儿，还做了终身教授，想起来我这毁二代倍感惭愧，我发小的，幼儿园的，小学的，中学的同学，凡念上书的，现在都是教授副教授总工程师一类的，出国定居的一大吧，我是既没折腾出去，也没折腾进去，沉底了
曾经有位老干部跟我讲，自建党以来，政治运动不断，共产党的干部儿就跟割韭菜一样，一茬儿接一茬儿，前茬儿倒下了后茬儿才能接上，在这种集权体制下，哄着上去，黑着下来是常事儿，任人唯亲，以人划线。一倒就是一大片，这在民主国家全是民主选举的，基辛格下来还回哈佛当他的教授，这里倒好，不弄个倒栽葱下来，也得弄个一屁股屎擦不干净，对于知识分子，文化人更是毁人不倦。政治上不可利用。还可以在学术上科技上业务上使用。不，一毁百毁。对人、人性、人类本身的存在毫无尊重。任意践踏，极大地降低了社会的生产力，破坏了应有的生产关系。使无数人才饱受蹂躏，减损生命。单一个文革就无辜惨死了多少人。像家父母这样全须全尾活下来就算是万幸，但也折寿不少。
文革后学校第一次组织体检，就查出家父心脏有陈旧性的右后壁心肌梗死，大夫讲估计是文革中批斗所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住朗润园时又突发心梗，到友谊医院缓解后，家父在急诊病房，说只见满墙都是大字报密密麻麻的字，而看不清写的是什么，大夫说这是幻视，这生命垂危时，满眼看到一心想的就是这些，足见文革烙印之深，这种现象在其他人身上也有出现，连周总理临进手术室都在喊我不是叛徒。家母从鲤鱼洲回来，瘦了二三十斤不止。在南昌照的像，脖子上像骆驼一样，瘦皮耷拉着。这就是他们改造知识分子的伟大成果吗？可以说，这些老知识分子文革不死，也脱层皮，再年轻一点儿的，1920年后出生的像吴兴华，本是神童最年轻的副系主任，文革劳改中，红卫兵逼着他喝脏水，暴病而死。业务越好的越反动，他们虽然有老教授在前面挡着，没大挨斗，可也没少挨批，例如吴晓如是20世纪中国前20名书法家之一的吴玉如之子，聪明过人，家学底子又好，在中文系早已脱颖而出，讲起大课很受欢迎，博闻强记，旁征索引头头是道，很受老一辈俞平伯林庚等看好。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被冠以“学术警察”。文革后期又弄了个“梁校”分子。由于他业务精深，注释的诗词准确。给毛看用得上，那时上海方面注释的毛有不满意，于是很晚才充实到“梁校”里，可是中文系嫌他政治表现不够好，始终不放档案，人事关系迟迟未能调入。可是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封“梁校”时凡属人名册上有的一律扣留审查，他未得幸免。跟家父一样。别人文革结束。他们临了儿又饶了上一程。而且是全国人民皆大欢喜时，他们又成了被痛打的落水狗，先是集中审查，不许回家后改为走读。他也曾经宣讲过《林彪与孔孟之道》在的首体开批斗会时是唯一没有动手挨打的。各种谣言满天飞，什么周一良不交保险柜钥匙了，笑话儿，什么时候组织会把机要文件等交给老教授管。“梁校”走红的时候，他们比谁都忙，常加班儿不能回家。
何芳川痛哭流涕的检查，讲到夫人生孩子都没能回去看一眼，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革个不停，最后又革回自己头上来了，继续一通臭骂自己。家父有几页文字是多年后我二哥在其书桌边发现的，已是固定言辞的呈堂供证，反复用来检讨自己的备忘录。审查“梁校”也是重在表现。凡属实事求是的均为态度恶劣，在首体大会上，范达人作为从严典型，当场逮捕、押解离场“四皓”之一的林庚老先生根本在“梁校”没干啥事儿，乏恶可陈，从宽解脱。范达人范叔叔入狱三四年，其夫人也是北大毕业，当时为我国驻东欧某使馆大使，被立即招回，在外交部里不派任何工作，挂起来不予使用，只是每月来北大历史系替范达人领工资，代交党费，直至范叔叔出狱。范回去在资料室不让授课。再后来放松了一些，他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滞留未归。其夫人按外交部规定，在等到退休后再等五年才允许赴美全家团聚，住在海边儿颐养天年。“罪”之欲深，恨之欲烈。范在香港出书，大陆多有复印本，先开了“梁校”神秘的面纱，使一切大白于天下。在“梁校”的九个写作组中以范达人何芳川陈先达三人组以（尖刀班）著称。敏感问题。尖端问题多出自他们之手。其中何芳川系北师大历史系名教授何兹全之子。四中高才生，北大留下，因为“态度端正。检查深刻”，解脱后，荣升北大历史系主任，继而升为北大副校长的干过。家父晚年曾请何兹全老先生写了一张色卡。何老先生在文后的人名章下。又盖了一枚“末班车乘客”的闲章。家父反复玩味，猜不准其中真意，估计是何老自比自己，是国民党旧教育的末班车乘客。某日何校长到家父床前探视。谈到热烈处，家父突然问起印章本意，校长卡壳儿了，一时大眼瞪小眼未予回答继续高谈阔论，稍后家父又问及此印，校长仍避而不谈。谈其他。二人近在咫尺。我在一旁看明白了，当年“梁校”时露多大脸，后来现多大眼，如今校长道袍一穿。粉墨登场，露更大的脸，岂能言此区区小事。这使我想到其父何兹全老先生访问台湾，在胡适墓前长跪不起，随从人员拜谒后已离开现场往回走，发现何老不见了，一通寻找，发现他又返回到墓前跪拜了。
有一年，中国文化书院在友谊宾馆开年会。散场时。家父由我们夫妇推轮椅下台阶儿何老立刻凑过来要帮忙。我怕老先生闪失忙劝阻他，他说我们是老伙记了。那时，他已90多岁高龄。这倒是蛮有情义的。
在“尖刀班”三人组中。另一位陈先达是人大经济系的，回校后，若干年后做了187页105页后半段有问题，重念人大校学术委员会主任。这三位是三种结局，很能说明问题。顺毛驴日后委以重任。而在实事求是的只有最后自谋出路远走高飞。那另一组的组长胡经之远走深圳大学，人挪活树挪死。到那儿后学术上颇有成效，提出了文艺美学这一新概念，形成了特有的一门儿学问。那哲学组的组长汤一介先生系老北大汤用彤之子。老汤先生是胡适看好的人选，胡适离开大陆时，把北大托给了他。结果共产党来后，让这大哲学家任副校长管基本建设，真是乱弹琴。批胡适时，汤老先生拒绝批判。而患中风病。汤一介先生也始终保持着书生本色，不卑不亢。我另有文章汤家与我二三事，对汤叔叔和岳阿姨这对患难夫妻有所记述。家父辞世的第二天晚上。汤叔叔就在美国撰文披露。家父与他所言，书生上了毛主席的当。那时没有人敢讲这话。也没有人敢传这话。日后汤叔叔东山再起多年后，我在文化书院年会上再次问他此事，他也毫不忌讳。敢说敢当。后来组建起中国文化书院，任第一任院长和后来的名誉院长。这段没找着188页把重阳这个中国中华文化的大旗高高举起，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事后两小时的。从这有了最出色的人物之一还有那哲学组的叶朗先生，后来身兼三个研究所的负责人。为北大开拓新学术领域做出了贡献。做了全新的注视着你均已出版。年轻教师宋伯年先生则先调去外院，后又被聘到到这个澳门大学。在那里一直讲学。后任北大副校长的何芳川。也出了一本儿非洲，使学有成就。毕竟“梁校”人都是当时北大的精英。二三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那吴小茹伯伯日后更是大放异彩。本文后面儿将有叙述。
林彪913事件后。对我国国民和知识界是巨大震动。其实，分裂的苗头早已暗藏。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人民出了一口恶气。花圈上用绳儿系着小玻璃瓶儿的，滴楞嗒楞的晃着。民间的歇后语是。点眼药不叫点眼药，“瞪小瓶”挂在倒念周总理的花圈下，意指总理和小平是一条线上的。是鞭挞毛，为邓小平伸冤。领袖亲自批准镇压，悟出是针对他本人的。在京8964武力镇压了，是青年学生把问题挑明了。进入21世纪。意识形态的撕裂随着各种负面效果的出现渗透到各个领域。以致人民的吃喝全社会的医疗。教育文化都发生种种重大歧变。是从知识界到广大群众的反感情绪日益公开化。这才有了2020年武汉因新冠病毒而封城时，市民向政府喊出“假的”，“假的”“全是假的”。当着副总理孙春兰的面儿喊。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视频中都能听到喊声。要政府说真话办实事，成了群众的口头禅。
21世纪这20年也是家父母离世这20年，家父暮年倍感孤独，2000年8月，他在快要离开朗润园搬入蓝旗营之前半年，我陪他去13公寓看季羡林老先生。我们住12公寓。那天，有李玉洁阿姨在，她曾在北大附小教过我。那天谈得十分热烈，有一个多小时的近两个小时。其中谈到季老的《牛棚杂忆》一书的出版如何受阻。这儿不给出，那儿不给出，多处碰壁，费了好大气力才得以出版，还谈到蓝旗营的住房。为那里的阳光照射问题，李玉洁老师在楼体一成形时。就亲自到十号楼四门儿302季老房中，从早蹲到晚，看有无阳光。这对常年伏案笔耕的学者是至关重要的。后来我们一住进去才发现，因为前边儿高层楼在实际建房时。比原规划向后退了一段儿距离至使前楼的投影挡住了后边儿的矮楼。所以十号楼五层以下入冬有30天在前楼的阴影中不见阳光。而我家选的一层是为家父坐轮椅一层进出方便。但一冬天有50天是在阴影中。每日只有短短的几十分钟在前排楼的间距也就是楼与楼的空当儿接见一下眼光。而冬季寒冷，老人又不敢去户外晒太阳，我家在燕东园就因为43年住在背影儿处，导致加父母共八次骨折。两人的四条大腿跟股骨头都骨折过，所以对于新房，两家儿不约而同想到这里倍加重视，在告辞出来的时候，前面说过了我先走在前面，想回抢镜头，只听他俩卖出季府房门时，季老说道。都入了就别退了，我恍然大悟，家父退党的话别在肚子里一直没说。临到最后要离开时，趁我不在，才把话吐给季老。因为他之前在家提出过，都让我给劝阻了。季老有善意的劝了他一句，看来这事儿自1987年，他向郝斌副书记表示后的14年里，一直憋在肚子里盘算着，或许就是他晚年至死的终极目标。那时候离他去世还有14个月。在这期间，他是时不时的在想退党，我活到今天才想明白。他至死还要退党，既不顾组织的白眼儿或整肃。（这时再批斗是斗不起来了）。又不在乎世人的评说。就是要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回到自己人生的原点。遗憾的是，身边的人出于好意，谁也没成全他，他也没再一意孤行。他是在睡梦中走的。自己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二哥回来帮他整理文字，正是最高兴的时候。如果再延续一段时间。自己在极端懊悔和愤怒的情况下，又把手头儿的事情都做完了，是否就会自作主张破釜沉舟了呢？天晓得！！！
我所知道的是耀邦同志。告诉孩子“我主要要考虑的是你们，所以才未——”。紫阳先生到广场的一句话是，我们老了，无所谓了。迎来多年的软禁。在软禁期间，邓大人推举江泽民上台是李先念和姚一林推荐的，与李姚走得近。对邓的改革开放有所保留。邓十分不满。只好自己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南巡。大讲“谁不改革谁下台”，并两次派人动员赵公复出。仍可任总书记。赵坚持对64要有个说法原则，否则不复出。以致软禁致死。赵后期也有退党念头，并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这两位南征北战的老革命。红小鬼，况且如此，家父一个被改造的旧知识分子文弱书生经历如此之大的挫折。委屈，冤屈与大劫，提出退党是再合理不过的要求了。
2001年春，我们搬进了蓝旗营新居，楼前的草坪还没有竣工，只见施工队在我家南窗户跟前八九米处，用新土堆高地面。并划线要施工。一问是要在那儿建一座凉亭。凉亭上可直接窥见我家和王铁崖先生家的客厅内。简直是不可想象。我找施工队现场理论，他们说照图施工，继续钉木桩拉线。我又找来清华负责设计的庄宁。他未置可否。暂时停了两天工。就又要来复工，我急中生智找了一块建筑石膏板，有一米多见方。请五门儿12户住户联名写了一个抗议书。家家毛笔签字。直戳在工地上。大字签名的有一层周一良。（王铁崖当时尚未搬入）。二层唐有祺齐，张岱年。三层侯仁之、金克木。四层姜伯驹、吴全德，五层厉以宁，叶朗。六层某某某，反正一至六层已入住的都签名了，施工队被迫停工，后来物业介入，将大字报牌儿收到物业走廊里。物业人讲这抗议书有分量了，看看都是什么人签的，我趁热打铁，草拟了一份呼吁书又请五门儿12户签完字后。再去一至四门儿住一层的住户挨门征求意见，他们也都签了名。那东侧一至三门儿一层的都是清华住户，其中还有校长办公室主任。都签了名。我把这请愿书拿到北大校长办公楼，找到管这事儿的副校长林钧静后，知他与冯定之子冯贝叶同为数力系研究生，很年轻。他连文字看都不看，劈头盖脸就问你是哪个系的。并说，首先要考虑和清华的关系，因为全部清华设计。我答，我不是北大的，软钉子顶了，回去后他派总务长菊传进召集五门儿住户开了会，大家不仅坚决反对还拿出建委有关文件，规定楼前22米以内不准有其他建筑物。估计是从防火疏散考虑的问题。并就其他方面提了些意见，于是此地做罢，放哪儿去了？他们想南移。这样就占用了三、九、十、十一号楼之前的设备间用地。如设备间放在他们更改设计的新地方又影响了那三栋楼。就这样一挪，设备间费用就多花了200万。事儿还没完又过了几天我停在我法定车位上的汽车轮胎被扎了。还不止一个胎两三个，记不清楚了。我暴跳如雷。扬言一把火把小婷子烧了。我就是怀疑是施工队干的，也抓不着现行。物业怕事闹大，派人派车帮我拉上轮胎去找地儿补好了，后来选楼长五门洞儿一致选我，我说我以后不在这儿住。就我在这儿住那几年，北大这边儿选举，凑不够票数，捐灾，少有人捐。北大都有个小九九，坊间都有说法叫做“清华帮北大荒”，这是信号儿，从中央到地方。清华听话出活儿，北大自由民主。北大自2008年就封校了，我有蓝旗营的身份证儿和停车牌儿车都不让进，北大得校系有关方面提前替你申请备案。才能进北大。上边对北大有多大的戒心呀。
194母亲于2000年2月3日仙逝。使我很伤心。因为在1978年以后的23年里。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我的脾气秉性越来越像她小时候儿。我各方面都不如二哥，他小学就是北大附小的三道杠。中学又是清华附中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标杆儿。小妹后来居上，更是爹妈的掌上明珠啊，聪明能干。而我青春期逆反，自觉不自觉的。跟老母亲对着干。母亲说东，我则偏要说西一个嘴巴打上来问，还说不说了，还说，就又补上一个，就是那种犟脾气。还有过到天津爷爷那儿哭鼻子喊冤。认为家母对我不好。但是大了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俩人的脾气都变了，我在外边儿很忙，一天到晚不着家，晚饭没准点儿。家母总是把饭预备的好好的，我只要一回来电话全被我占用了，有时人没到电话先到，老妈老是说我太累。说你挣多少钱有够啊。其实那就是挣的辛苦钱，我买点儿好吃的回来她说，喝儿子的血呀。其实我们俩三口人在家每月才交500元钱，给家里是亏着呢，买是应该的，义不容辞的。我每天开车满世界跑。随便哪儿，拐个小弯儿，就把好吃的买回来了，这对一家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乐趣是必不可少的，钱花大了，他还说“太奢侈了”，“罢吃”。其实，高知的生活水准早已比60年代自然灾害前降多了。可以说，解放后每况愈下，特别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现知天灾只是一方面，另外还有大量人为因素。那时他俩虽然有高知照顾的副食补贴，架不住我们都正在长饭量，长身体，那点儿定量根本吃不饱，二哥一米八六的大个子我也一米八一。二老总把自己那份儿匀给子女，结果家母自己浮肿，还住了校医院，营养跟不上，加之住房朝北无阳光骨质疏松，导致之后他俩八次骨折。旁人都很难想象我们这“富庶人家”那时柳树叶儿。白薯秧，榆树钱儿，以及亲戚带来的豆饼（豆腐渣压的）都吃过。还到圆明园小水沟里抓田鸡“青蛙腿”吃，好吃。那时还有家母好友范炳桓的儿子在清华土建系上大学，时不时带我去清华礼堂看香港电影儿。才知道。那边儿人生活富裕。到了高中，上了北大附中，住校。过集体生活很是锻炼生活能力的。不料，高三腰椎间盘突出，改回家住。走读了不到一年就文革了。一时天下大乱，6月4日或五日。家父被从北京郊区豆各庄四清点儿撤回北大。刚睡一夜觉，第二天莫名其妙的就上了斗鬼台，喷气式，誓不低头，按下去又抬起来。自此就没一天好日子。文革后，系里分房，他却主动放弃，说到系里中年教师王晓秋一家三代人还住一间房。他的住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换房。那时要三个正确对待嘛，正确对待运动。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文革把你整得死去活来。你还得感恩戴德。打你的左脸，你得赶紧把右脸送过去。告诉你，山西的煤是白的，你就得赶紧说白的白的雪白的。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伤天害理。丧尽天良。文革后期落实政策时退还了家父母两个人一共三万元。是二老一生积蓄。他们多年在教授中生活节俭是有口碑的。说家母手紧人厉害。父亲转眼要交党费，“那时有那风气”。母亲有所觉悟，把她那半儿留下了。俗话说卖了你还替人家点钱，现在应改为没整死你，你还给人家送钱。父亲当时就是这样儿的，历经劫难还执迷不悟，逐渐洗脑之成功。斯德哥尔摩现象在中国的严重程度直到“梁校”案发生。使他彻底身败名裂，宛如思想上受到一次车刑。天打五雷轰。这才彻底觉悟，回归自我。他1991年。才题字写出“处事宜用复杂脑袋，待人当以单纯心”。那是林肯语录。九五年搬入朗润园新居，在我的提议下，家中摘掉了东欧留学生送家母的马克思素描像精品。扫除了马列的一切痕迹。后来，他在他屋里摆上了恩师洪畏鏈先生的相片。
说起那次搬家换房，还有内幕呢。80年代后期。他们已进入古稀之年。家父股骨头置换了人造金属关节。家母股骨头骨折也安上了不锈钢支架。那燕东园别墅式的独栋小楼有两处楼梯。南半扇儿设计给主人用的木制工艺楼梯，在燕东园24号北边儿呢，为仆人设计的很陡的水泥楼梯。预示危险多多。才想起申请换房。但是谈何容易。从80年代后期就等。我还陪二老去找北大当时的校长吴树青。他是镇压64后从人大调来的。家父曾在饭桌上说。这次恐怕要提郝斌当校长了。结果，是从亲儿子人民大学选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吴树青。那次去，他们正在小会议室开会除他以外，还有张学书等其他人。吴校长讲：……共产党来了……那口吻，父亲仍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待改造的。二老经解放40年的改造，家父党也入了，文革遭这趟折腾。末了，还为中共党魁毛泽东及其婆娘顶罪。而且现中央已明确知识科技就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一部分。二老现在腿脚不便了，想换个房，瞅他那个官腔儿打着。就张学书还讲了几句关心的话。回家后，我爱人听不过去了。跟我们谁也没打招呼，自己给校长办公室写了一封陈述信。还是遥遥无期。后来，我终于弄明白了，像他这样儿的臭名昭著的“梁校”分子。一般都得有上边儿的大人物过问才能解决。果不其然，最终还是父亲的学生赵和平老师通过关系找到李瑞环的秘书。李瑞环的秘书讲。周叔弢老先生捐的书。购多少套房啊？怎么给他调个房都解决不了。向李瑞环反映情况后。向北大打了招呼才得以解决的。住房问题是家父母的一大心结。在《钻石婚杂忆》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陈述此事。到了2001年有了蓝旗营，所谓院士楼是给中科院院士的。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不设院士。50年代到文革前，还有一个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设有学部委员。就相当于中科院的院士，可文革初，除郭沫若外全部打倒了。共40多人，其中北大就占了有二十多人。在文革中打倒的打倒，自杀的自杀，再加上文革十年自然减员，就剩下季羡林一位了，还不知什么时候又出了个“资深教授”的称呼。尾随在“院士”名后参加分房。北大宣布挑选房号儿人员名单排序时。第一稿儿还是只按年龄顺序排名。双方混合排下来。没几天公布，第二稿儿则按年龄先只排上中科院院士和50年代学部委员只季羡林一人。他们按年龄排完后才是文科资深教授。也按年龄排在他们的后边儿。这第二稿名单才是正事，挑选楼号儿的顺序，肯定是上边儿（北大之上）有高人加以纠正了，家父第一稿排在第十一二名到第二稿儿，也就是最后名单则退成了第十八九名了。足见重理轻文。于是就有了“社科假院士”之称。社科矮人一头。这在国民党时没这事儿，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和现在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均无此事儿。这与国家政政体有关。西方民主国家。掌管国家大事的都是民选的。一般多为文科精英。什么法学博士了，哲学博士了之类。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竞选，商人可以，明星也可以。在集权制国家则是理工科治国，什么勃列日涅夫之类的。中国沿袭了这一惯例，到了学术界就形成了歪肩膀儿。近年来。重又强化党国体制。改为红二代，三代治国了，免得刨祖坟。而且官员中博士，硕士满天飞和国际接轨。国际上你要什么我这儿的官员就专有什么，因为最让政府头疼的就是那些文科儿精英，总强调普世价值。而组织要的是他那套独有的价值。用他那套理论解放全人类。结果改革开放以后，大众走出国门，一看那2/3在水深火热中的世界人民过得好着呢。整个倒过来了。人类一定会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前行的。当今据说北京城三个地方最火。一个是毛主席纪念堂。二一个是国务院信访办。第三个就是美国大使馆签证处。疫情都挡不住这三处人员的聚集，足见意识形态的撕裂和背道而驰。
2001年10月23日凌晨，家父在睡梦中不辞而别。那些天，二哥从美国回来探亲，家父心情最好，新去的友谊医院查体，见到清华的张维先生等人，老人很高兴。各项指标都正常，检查报告还需要半个月才能拿到。香港饶宗颐先生来北图开会，家父口授发言稿儿由我二哥到会宣读，一切有条不紊，也没有累着，突然凌晨二哥敲我们屋门儿，探头说爸没动静儿了，二哥睡在客厅，紧临家父卧室，我们赶紧起床跑过去看，一无声息。真是晴天霹雳呀。眼泪刷的就涌出来了，小保姆进屋告诉我，眼泪别滴在老爸脸上。二哥照了遗像，赶紧叫救护车，期间刘桂生先生得知情况，特意进屋看了一眼，他也是家父在清华任教时的得意门生。急救大夫来后，诊断为是凌晨四五点钟的事儿。当时一点儿动静儿全无，否则二哥可能能听得见，估计是心力衰竭。后来我回忆家父曾同我讲过死亡的感觉，就像在一个黑洞中越陷越深。莫不是他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未引起我高度关注，真是后悔莫及。当时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王春梅很快知道了消息就立刻赶来，了解情况，问有什么要帮忙的，事发突然我们没有准备，还是王春梅老师回家拿来了一件她先生的新买的衬衣，我们都非常感谢王老师。小维帮助穿好衣服。都是他日常原有的衣服。有急救车送去校医院太平间。
在那年四至五月间，校医院刘大夫“女”来家给他开药，就告诉我们他可能超不过半年了。因为脸庞已经“脱相”，我理解，就是肌肉松弛了。脸变形了，刘大夫会看，说得真准。再往前想。我们陪他去友谊医院看病时，放射科大夫看到他的脑核磁共震的片子时说他现在已经不会说话了吧。我说没有啊。大夫说片子上脑萎缩的厉害呀。那次他跟门诊大夫讲想去一趟苏州，杭州。因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要先去苏杭，再上天堂。以前陪外宾去时没有浏览过。大夫讲，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大夫那句话很出乎我们意料。但那句话是大夫很郑重地告诉我们的。送走家父后，我们在客厅布置了灵堂，陆续来吊唁的人不少。有送花的，送花篮的。送挽联的客厅逐渐摆满了，记得社科院邓文宽来了。讲了一段很感人的话。有一天夏应元叔叔也来了，还特地与家父遗像合影。告别式之前，系里找家属去过稿子，是祷词。大哥也到场。二哥和我对文字内容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起草人忘是谁了？似乎是宋承有先生。他当即表示可以改动。可最后一个字儿未变。他一人说了不算，系里说了也不算数。敏感人物最起码需要校方审定，保不齐还需送教委备案。其实这光芒评价已不重要了。死人定是尽政策允许范围内说好话，这是惯例。用以安抚家属并掩盖他们当年的坏事做绝。二哥和我恰恰不需要他走的时候说好话。戴高帽子。这当年黑帽子该戴够了。这回什么帽子也别带了才好。家父的走时有各种事情要办理。一次我办完事儿回家，刚进门儿，隔屋的二哥就告我大姑家的表哥宁松来电话，建议向主办单位提出。遗体要覆盖党旗。我当即回答不要，因为这不符合死者的意愿。表哥是好意，带有自我平反的意思。但我知道家父去意已决，至死未果罢了。那时我还不知他已向组织表过态了，多年后，二哥在美辗转得知。他向当时北大主管党务组织人事的常务副书记副校长郝斌老师有过明确表态，再过好多年，到了2016年9月。在他故去15年后，郝斌老师专门有文章谈到他退党时想有对联儿张贴，以告天下。且是1987年。也就是8964前两年。真是魄力不小，遗憾的是郝斌副书记当时毫无思想准备。故没有记清家父在家门口儿张贴退党对联儿的内容。依我对他文弱书生，一生平安和在生活中从不整人，没有宿敌的兴趣看，真是逼到了墙角儿死无葬身之地才会有此壮举。遗体告别那天一早上，我们就到北大校医院太平间接他。从冰柜出来时，看他一只眼睁着，另一只眼闭着。咽气那天，明明是双眼闭着走得安详，有照片儿为证。到了阴间又改睁一眼闭一眼，不知是回看人生呢，还是死不瞑目。要么就是冷刺激了。二哥随手把那睁开的眼皮揉闭上了。这时见一老者在夫人搀扶下缓步而来，是半熟脸儿的蓝旗营住户也有近80岁了，后来知道是中文系教授吕德申。想不到这二老从北大东门儿外的蓝旗营步行到了西门儿内的太平间，长途跋涉且是外系人员。他是沈从文的学生，西南联大的，搞文艺理论的还是中共党员。来送“梁校”的家父，人们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了。到了八宝山。是在一厅。那时北侧还未建更大的一厅，一厅就是主要的了。他前边儿是总政文化部的，陈坚告别。很快换上了横幅，这时有人在排队人的两侧拉上线绳儿，挂了不少时文对联儿，事后宁松的夫人讲，看他阵势怎么有点儿像四·五似的，文化人儿还要写点儿什么抒发抒发。回城车上系总支书记王春梅老师说，有近千人参加，我看六七百人总是有的，还听说田余庆先生那天到场，心脏还有些不舒服了。这很可能。他们同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因为他与祝总斌先生和家父，是家父确定的魏晋南北史研究的松散三人组。又同为“梁校”。家父寓居美国时。写信跟我打听北大情况，为怕信件受检查，田先生写名儿时都写成于庆田。给唐长孺等先生的挽联也是他与田先生商量好后。请田先生代办。家父过世后，田先生曾交代我，凡讲家父“梁校”事时的就是四个字，组织调入。“梁校”一事家父想起来就恶心死了，吃了死苍蝇一样。田先生那天能不难受吗？！追悼会大厅里，花圈儿没有什么头面人物送的八成儿唯恐避之不及，只有日本大使送上了一个鲜花花圈儿。满大很是样儿，真是“山片蟠桃得主”“墙外香”。后来得知是夏应元先生向日本使馆递了话儿了，人家还真当回事儿，实际上在家父获得“山片蟠桃奖”以后，日本福冈还有一个类似的奖项，也是每年都给他寄申请书和有关资料。让他申请参加，我问他怎么不再拿一个奖，他说有一个够了，我猜言外之意是有一个能证明他的学术地位和成就就够了。证明他不是不是草包，用不着当年毛先生及四人帮考教授那样显示教授无能。告别式后，我们家属一直陪着家父到火化间门外等候入殓。我摸摸家父的脸，脸颊冰冷，耳朵还是硬的，大家一直站在火化间外等了很长时间。一直眼瞅着，他被推进火化间，眼泪夺眶而出。那些天给家父办丧事手续驾车行走在街面儿上，是经常泪水不自主的流满两颊，耳鸣实时加重。耳鸣是我自1976年后挨整就染上的毛病，那将是永久的纪念。
家父辞世后，有一年多，我老生病，不是这儿不好，就是那儿有病，这些年每每想起他们就觉得那一代老知识分子太可怜了。尤其是文科儿的，在1984年整党时，我就说过，他们就像一张纸。用时拿过来写写画画，不用了揉成团儿丢在一边儿，一会儿又捡回来摊在桌面儿上。抹平了再用。没两天又成团儿了，不定扔哪儿去了，还许擦屁股了呢，坐在斜对面儿的肖福兴用异样的眼神儿看着我，拼命的记着记着。记录着。中国的老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儿的一钱不值，家父下葬是在北大西门外的西静园，来了足有20多位韩国留学生，由副校长郝平带队挤在那狭小的碑林间定是韩国学生有这个要求，作为一次外事活动安排。不然郝平副校长是不会到场的。戏总是要演的。大家默默地等着，打开墓坑的盖板儿，将家父的骨灰盒儿，至于家母的左边。完成合葬，韩国学生每人献上一束鲜花儿，又一次实现了墙里打倒墙外香，我不由得想起家住朗润园时，有一年春节，韩国一名留学生大年初一穿一身民族节日服装。五颜六色。骑自行车飞奔而来。像已是暮年的家父拜年，叩头大礼。那场面宛如电视剧一样，给冷清的家添了别样的气氛。家父曾改吴梅村句:“不能诣人贪过客，惯迟作答爱书来”。吴晓如伯伯还特别加以考订，并题行书对联送我。
那些年，门庭冷落家父之寂寞可想而知，为此杨联陞老友曾引古诗：“未曾经眼书需读，久已瑩心事可忘”，他来华与家父离别时，竟提出要行个洋礼儿。于是两位老人相拥而抱，给予家父久违的温暖。幸亏他当年没听老爷子的话卷铺盖回国，不然家父上哪儿找这份儿爱呀。而在美国的王伊同老友与我二哥多有来往，使二哥了解了一些家父那一干人当年在美的陈年往事。海外游子们不会计较家父的政治变故，甚至还报以极大的同情，国内的老友也有一些能理解“梁校”一事的。北大西语系的王明元教授是家父在哈佛读博士的旧友。在最危难时来家访问，后来又写有四言长文，可见于《钻石婚杂忆》附录之六。上海复旦的谭其骧先生。每次到京开会，必与家父见面，谈笑风生，一如既往。作为二表伯的孙诗白更是毫无忌讳，1982年前后，我在上海见他，他挥手攥拳说，我到北京去开会，一定要见你爸爸。北京的四叔周绍良因家父与他有学术来往。除书信往来外，还时有派我去广济寺送货取东西。见到四叔，他不止一次讲你爸爸是好人，你爸爸那么谨慎的一个人却摊上了这事儿，真是倒霉。当然也有文化人怒不可遏。也有人手书毛笔字“无耻之尤”投于家中信箱，至今不知是何人所为。魏建工老先生，也曾接到过这类手书，认为是启功先生笔体，一怒之下将启先生过去送他的字和画儿全部撕掉了。家父却一直压在自己桌上的玻璃版下面，每日可见，哈哈，这老运动员已经有过五顶帽子了，再加一顶也未尝不可，已经是聋子不怕响雷，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可惜1995年从燕东园搬家去朗润园时弄丢了，不然或许还可用于作家父的退党对联儿的横批。写成“书生上当无耻之尤”。主观上，本人认为是书生上了毛主席的当，而客观上外界认为是无耻之尤。这就只好一退了之。这种相对仗的横批古人是看不懂的啊，亲人也只有了解具体背景，才能体会出其中的趣味。这副对联儿如放大配套悬于中堂。岂不是最好的纪念。也是将来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
多年后，家父托人去问启功先生。启先生讲我们是世交，怎么会写那个？并应家父之邀，用日本色纸在正反两面儿都题诗。回赠家父。家父故去后。我与孟刚老弟去造访中央民族学院院长王钟翰先生。请他回忆与家父的往事谈了近两个小时，他讲了很多有趣的，生动的轶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但就是不入正题。显然是谨小慎微地回避。最后我们扫兴而归。之后，我看到他晚年出的一本儿学术集子。简介中第一句话就是在他划右派之后，21年没出版过一篇文章。我明白了，苛政猛于虎，说封杀就封杀，让你死你就死，摘帽儿也不给你发表学术论文的机会，只有右派改正过来，也就是说领袖驾崩。二老板坐庄后一句话你就活过来了。文革期间，多少摘帽右派。一样挨整，还有所谓漏网右派也打入18层地狱。只有经过改革开放，大众的观念彻底翻过来了，当年打成右派的都是有本事的人，现在满香的。朱镕基还当了总理。可当年挨过整的谁不怕猴年马月又来一次。王钟翰先生好不容易上任院长，而家父又从左派坠入深渊。他敢谈吗？毛先生有话7—8年一次，一次7—8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谁知道哪位先生上台哪阵风刮来又翻一个个儿。还有位老先生，家父故去后，环境宽松时回顾往事，如单口相声儿一样，材料翔实诙谐幽默，常使我脑洞大开，可风向一变或自身位置升高，立即偃旗息鼓，为了保全自己，只有把话憋在肚子里，家父故去后，我还找到家父在美留学时的挚友，严仁赓夫妇，我家还留有过一些家父与他们夫妇在美生活照的幻灯片。回国后又都在北大工作，儿时父母带我在校内访友，除了时有去朗润园，邓以蛰邓太老师家（邓稼先之父母）外。就是他们家。我小孩儿只是跟着去而已，后来家母病危，我还应严伯母邀请开车陪他去北医三院看望家母。家父故去11年后，张世林先生要出纪念集。我去请严伯伯看看能否写点儿父母在美的琐事，那时已宽松了，留美不是免谈的了。但被婉拒不敢写，我当时很不理解，近来看到纪念严伯伯夫妇的文章才知道。他们到北大来。从做校长助理。副校长到回去任教是每况愈下，因为所谓跟着江隆基手下“右倾”1956年入党资格撤销直至文革后才落实政策，恢复党员资格，入党时间从1956年算起。这一个跟头一栽的就是二三十年。哪儿还敢著文回忆在美的哈佛旧友，如今的“梁校”分子周一良呀！谁知道哪天又一次新账旧账一块儿算，整你一通。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这么可怜，小命儿捏在组织手里。名声职称职场升迁工资医疗，一切的一切。都攥在人家手里，还有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书生啊，书生可怎么好哇？这样儿通盘一看，家父解放初17年，真是鸿运当头。在天津老太爷红色资本家的粉红伞下，经过自己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在别人看来，是靠拢组织亦步亦趋之下。入党走红成为组织重用的知识分子，这种人是只是广大知识分子中的一少部分。而越是早红越是成为了少之又少的一部分，到进入十大主席团就成为独树一帜了。文革前走红时，到有点儿自鸣得意，文革后再次走红，我一点儿没看出他有什么高兴。开十大回来，一点儿没说出所以然，给领袖守灵回来也是无话可说，只有周总理去世。他是动了真感情，在“梁校”中还擅自参加了祷念。他整个心态是站在“旧政府”一边儿的，尽管如此，他和广大知识分子，集中体现在和身边的新老知识分子是不同步的。乃至时而是相反的，所以走红时别人望尘莫及，落败时更是唯恐避之不及。最终真正能跟家父走到一块儿的，是跟家父的自传体书《毕竟是书生》在同一套丛书中的另一部自传体书。书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作者叶笃义先生。叶氏兄弟与周家也是世交。而叶老比家父更惨，文革关了四年多，监狱出狱后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十月出版社给他出了这本书后，组织还要限制发行。那本儿书送给谁了都要有登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虽然解放后他俩各忙各的，少有走动。但到了八九十年代后。这对被毁到家的难兄难弟。以戴罪之身，心心相惜，每年燕京大学校庆，叶老都以参加校庆为名要专车来北大看望家父。大礼堂庆祝会场上，他的专座空着或露一脸儿就走。来我家久坐，同是天涯沦落人，倍感亲切。后来他中风不能出门儿了，则由我开车陪家父去他家看他。再后来说话困难了。在他家两位老人对坐着，架在桌上的手拉着，长时间握着，互相凝视，传递温暖与友情。那心中不知有多少话要说，翻江倒海在心中。那哪儿是什么随九死而犹未悔。只为书能出版罢了。其实肠子早悔青了。组织上给他配了个后老伴儿。照顾他生活。或许还兼有其它用意。再后来叶老故去后，我把复印好的书，文章寄给后老伴儿。她爱看。再一次深谈，发现思路各异，对话需谨慎。
有一年燕京校庆，我推轮椅在北大办公楼外见到李慎之梁从戒二位先生。他俩侧立在家父轮椅左右。谈笑甚是投机。多年不见，一见如故，其乐融融，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家父仙逝以后，家里更是冷冷清清。原来我每天一到家，先去二老跟前禀报买了什么好吃的了？母亲不在后，变得先看老爷子是否安好。每当看到他们满意的微笑。我心里就舒坦。搬到朗润园以后。天儿好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也在我到家之前就下楼在小池塘边坐坐，与住那几楼的闲暇老人聊聊天儿。等我车一到就上车回家。有一次家母累了，说就等你这车回来呢，要么我们都走不回去了。现在蓝旗营的家里少了两位老人，总觉得空荡荡的。他日我取回爸的体检报告，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所以老人不能单看体检指标，大夫的判断还是很重要。从外人角度看，他们能活到80大几已是高寿了。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大起大落，大红大紫大黑，上宾下囚，几红几黑，一会儿打倒，还没正式解放，又二次打倒，且往死里打。然后鸡毛上天。被推选为十大代表主席团成员。盛名之下，其实难负。紧跟着瞬间倒栽葱，身败名裂，似成千古罪人。真是常人难以想像的。更是难以承受的。自杀都够杀几过儿了，还何谈长寿。赔了夫人又折寿。一家子女受株连。周家在我爷爷这支儿上，在家父故去之后离世的叔叔，姑姑都比他寿长。他们都有我爷爷的长寿遗传基因，且没受过他那么大的罪。
从历史的长河看，他们这一代苦难的旧知识分子，从名家教授到各行各业中。只要是1949年前受过教育，有些文化的。从1949年后到1979年，甚至后几年平反之前，这30多年都没好果子吃，文革前的各类政治运动，不是这次就是那次，都难免不沾包儿。就是熬过来的，文革十年几乎无一幸免。搞原子弹的，还得边科研，边受批边检查。唱样板儿戏的，还得白天扫厕所，晚上上台演出。怎么紧跟最后还是错的。怎么烧香法儿佛爷怎么掉屁股？组织老是对的，自己老是错的，那究竟为什么呢？那就是国家无法无天。从领袖那儿就自诩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切以统治集团的利益为转移，还美其名曰以人民的名义假手于群众，愚弄草民，指哪儿打哪儿，完全以我划线上纲上线，并冠以路线斗争之美名。本就是领袖一根红线牵着几亿人鼻子走，先批刘邓后批林批孔，最后二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最后连周公也拿出来批。不料清君侧为把人都收拾干净就玩儿火自焚上了天堂，
于是接班人捣鼓老帅响应。御林军教头打头阵。展开了党内第11次路线斗争。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党内最大的一次路线斗争。对象乃是前十次的胜者。中共党魁毛泽东。换一个角度看，这是第十次路线斗争落败者林彪的继续。是以推翻毛的文革暴政为前提。当年林彪如果得逞，也会将领袖的“婆娘”（林彪语）拿下，四人帮收监。使领袖苦心栽培十年的新文革派立马红线变黑线。建立军人政权，让旧政府出来收拾残局。而如今，这场粉碎四人帮。明明是一场政变，是反叛者举刀从毛江之间一劈两半，既能继续打毛旗号，拉大旗作虎皮，又使毛派脑梗，致全身瘫痪，继而被逐级全部清除掉。随后，邓大人的第三次复出，正应了1976年四五事件中，民间的意愿。要知道现在在匈牙利纳吉的雕像。矗立在首都布达佩斯广场。布达佩斯中心广场上。受万人景仰，
而四五事件时，纪念碑上的花圈儿，下面悬挂着的滴楞搭楞的小玻璃瓶儿，（意指邓小平）。正是人们爱戴，敬重的英雄。但是在1976年4月5日广场上。花圈中的滴楞搭楞的小玻璃瓶儿是被当时北京市公安局作为为邓小平鸣冤叫屈的反革命铁证。领袖也正是从此认定是反革命事件，下令镇压。如今，中国的“纳吉”邓大人上了台，前十次路线斗争的落败者，都有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或平反或恢复本来面目。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林彪战功标秉千秋，彭大将军横刀跃马敢于直言，更加伟岸。只有前十次路线斗争的王者，在第11次路线斗争中。明明是五人帮，却被“投鼠保器”摘出来另当别论。最终的胜者却是第九次路线斗争，党内二号走资派。由他接着走，还要继续打上毛的旗号。那老人家地下有知。会多么悔恨当初……树倒猴孙散，可谁也跑不了。按领袖信条逐级培养选拔出的一地韭菜，不由分说的通通割掉，那些为领袖造势的吹鼓手更是在劫难逃，“梁校”之类首当其冲，他们原本明明是领袖的御笔，由组织调入的写作班子，是伟大领袖将一张白纸对折。当面告诉谢静宜。左半面引用孔孟原话，右半边儿录林彪语录，下面通栏用白话解释清楚并加以批判。一目了然，通俗易懂，让广大人民群众来批林批孔。结果是“器存鼠亡”硬被说成是四人帮的爪牙。历经审查，北大党委实事求是地向上反映实际情况，认为处理过重。市委李新明副书记却说，北大右倾，你们这样要犯错误的，强行裁决，从重处理将这些自认为是领袖御笔者均作为鼠爪以灭之。
而原被领袖整的灰头土脸，家破儿子残的总书记重新披挂上阵，高举毛的旗帜，横扫毛的势力，什么机要秘书生活秘书啊非婚生子啊。通通靠边站，只因领袖之子亡于朝鲜战场，接班后继无人才落了个夫人入狱，判无期自尽，侄子收监，女儿生活窘迫。而这边儿邓公等一大批毛之旧部，曾经被毛整肃的。重又翻身得解放，加官晋爵，弹冠相庆。其子女们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做官的做官，发财的发财，俨然又都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为了解放生产力，连知识分子臭老九也有了转机，广大工农重又成了垫底的阶层。面对历史的教训。为了巩固统治集团的最高利益就必须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脚踏着领袖的尸身。继续打出领袖的大旗，走出领袖引领的死胡同儿。逆《共产党宣言》而动，向着自我发达的方向迅跑，管他黑猫白猫，能保住自己代代掌权，不被刨祖坟就是好猫。他们何曾想到。老人家如果一梦醒来。走出纪念堂，发现一切都变了，事态来了个大反转大翻个儿。会是何等的震怒，他既定的班底荡然无存，一切与自己高喊的学说背道而驰，这不明摆着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吗。虽然广场的三面：天安门，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挂的都还是我的标准像。但在我慈祥的面孔背后。我一贯玩儿的权术却越演越烈。那真是叫我怒不可遏。好在你们虽然没有按我的既定方针办，但你们都是我的老部下和红二代，想来是不会挖我的祖坟的这个我是放心的。你们慢慢儿来不要着急。我还是赶紧回我的寝宫吧。反正千秋万代不刨祖坟也就行了。
既然毛江政权被从毛江之间一劈两半儿，那毛的新文革派就一败涂地了，实现了旧政府派对新文革派的全面专政，这样家父一辈子都跟错线儿了。1949年前跟了国民政府——“原罪难赎”，易帜后跟了陆平党委。被树为红专标兵修正主义了，文革中赶紧脱胎换骨。立功赎罪。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批判聂元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遭毁灭性打击。工军宣队入校，由组织调入“梁校”本以为是毛的写作班子。直接为领袖服务，结果又成了千古罪人。后半生真是走一步错一步。百般委屈难求全。这才领教了政治的肮脏。路线斗争的残酷。原来革命和反革命就这就隔一张窗户纸。越是最革命的立即就变成最反革命的。这就是中国特色。为什么组织老是对的？伟大，光荣，正确。我老是错的呢。到了儿才想明白了。自己错就错在根儿上了。自己一不该回国，二不该入党，肠子都悔青了。但为时晚矣。这已是夕阳西下，恶梦醒来已黄昏，烈士暮年本该壮心不已，却弄得恶心不已。越想越恶心，要想出这口恶气，只有退党。谁也不跟了，彻底回归自我，才能找回自由身。像他这样的老知识分子。盲人骑瞎马。跟着组织绕了一大圈儿的大有人在，最后真相大白，悔不当初的也大有人在。他就自然地成了这一类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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