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名利，不惰寸功
2025-11-07 周五 11:13
2025-11-07 11:58
文摘 ： 历史
淡泊名利，不惰寸功
黄爱（1919-2008），笔名黄雨石，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黄家湾（现名黄家大湾），全国资深翻译家，前人民文学出版社英语编辑。
黄爱出生时父亲已去世。在他将近十岁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这时他只念过几年私塾，依靠祖上留下的田产为生。七七事变后，他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决心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又因偶然的得到一本英语方面的书籍，就开始学习英语，打算将来谋个英语老师之类的职位。
正因为有了一些英文基础，他于1943年10月以湖北省第一名的优异的英语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并几经辗转，终于来到云南昆明，就读于联大英文系。在那里学习的三年时间里，他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自始至终都是“联大剧艺社”的成员。具体来说，他曾被派去导演联大附中排的一个小话剧。当时的演员中有冯友兰的女儿冯宗璞。
1945年日寇投降，1946年初，黄爱随学校迁到了北京，在清华大学继续学习。在清华期间他的业余活动主要仍是搞话剧，曾经编写过几部独幕剧，已失传。1948年在北京解放前夕，他编写并导演了一个独幕剧《国大之宝》，主要是讽刺国民党国大代表选举的丑剧。排演的同学中有当时在青艺工作的英若诚。1947年秋他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随即考入清华研究院外文研究所，成为一名研究生，研究萧伯纳戏剧，师从钱钟书，直到1950年8月。
1950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他随钱钟书一起调到那里工作。黄爱在毛选一直工作到1954年8月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解散。这时他也已研究生毕业，并暂时留在中宣部。
黄爱在中宣部工作期间，得到一个机会，人民出版社找人修改《美国工人运动史》。这是一部近百万字的大著作，译者总共有七八个人，由他总校。他潜心做这项工作大约两年，直到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此后他就一直在这里工作。进入八十年代不久，黄爱就退休了，是他主动要求的。一些像他这样年纪的老编辑，都拖到了评编审副编审之后才退。
黄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一直勤勤恳恳，不计名利。大约在1958年前后，人文社出台了一个出版选题规划，上千个选题，单本、文集、选集、全集以及丛书，样样俱全。黄爱参与修订了其中外国文学的选题计划。这个选题计划在多年以后仍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工作产生着很大影响。
黄爱做的主要工作还包括整理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前的译作，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作为整理重点的莎士比亚戏剧的译本。当时编辑部已经决定摒弃朱生豪的译本，另外组织人翻译。黄爱经过仔细研读后，发现朱生豪的译本很有水平，重译要赶上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编辑部摒弃朱生豪译本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朱生豪译的是散文体，而编辑部想搞成一个诗体的新版本。那时候已经有一两个“自由诗体”的版本印行了。黄爱提出，所谓的诗体也不过是将散文拆成许多行写出来而已，并没有多少诗的味道，而且文字本来就不十分高明，加上要凑成诗体，就更显得别扭。他认为这些新译本远远赶不上朱生豪的旧译。朱生豪的中文很有修养，文字十分生动，而且掌握了原剧中不同人的不同语气。为了说服编辑部的同志，黄爱曾经不止一次在办公室里朗诵朱生豪的翻译和新译本中的相同段落，问他的同事们到底哪个听起来舒服得多。最后终于让编辑部的同志同意了他的意见，仍保留朱生豪的旧译。
积多年的翻译经验，黄爱提出了一种新的翻译标准。当时翻译界有一种思潮，认为翻译的好坏并无关紧要，所有看翻译书的读者都是只看故事。翻的再好也没人注意。黄爱在翻译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的长篇小说《沉船》的时候，以及在后来加工这部译作的时候，对翻译的标准开始有了一些看法，不过当时他还只是想尽可能翻译几本好书。而这期间他的翻译作品的确引起了行内人士的注意。受到毛选编译委员会的秘书邹斯履、著名作家陈荒煤等人的另眼相看，确立了他在翻译界的地位。
黄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工作期间经常为大家解决疑难问题。后来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解答一些同志的问题，当然都是个人的，没有任何名分，同事们有任何不解的问题都来问他。编辑部许多审定、挖掘和校改的英文翻译稿子，也都是他一锤定音，他做了很多类似的幕后工作。
早年间，人文社出版了一批在国外影响较大的文学作品，作为内部资料发行，包括《等待戈多》、《椅子》、《向上爬》、《老妇还乡》、《愤怒的回顾》、《在路上》等。其中《老妇还乡》、《愤怒的回顾》等为他独立翻译，长篇小说《在路上》一书则由他与施咸荣、李文俊、何如、刘慧琴合作翻译，此书是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凯鲁亚克的开山之作。当时出版的为节译本，后经黄宜思补译为全译本，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黄爱先生翻译过《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雾都孤儿》《易卜生文集》《沉船》《众生之路》《黑暗深处》《虹》《老妇还乡》《奥凯西戏剧集》等大量文学作品，还有为《世界文学》杂志翻译的《不成为寓言的寓言》《论帽子哲学》等十多篇短篇小说，其中英国著名的散文家加德纳的《论帽子哲学》一文的译本，多年来反复被全国各个教育出版社引用，一直是中学课本中的一篇课文。他的论文 Form Or Spirit，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翻译百科 An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他的学术著作《英汉文学翻译探索》一书更是他对多年从事翻译工作的深刻思索和总结，他在构思该书期间，关于好翻译的标准问题也逐渐在他的脑子里成型。
黄爱先生首先对当时较为流行的“直译”“意译”的说法提出批评。他认为，直译、意译并不是对一切文句全都能适用的两种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不能说，任何一个文句都有既可以直译又可以意译的两种方法，供译者选择。而只能被动地对某些文句采取直译，而绝大多数的文句只能采取意译的方法来处理。因为显然绝大多数英语句子是只能意译根本不可能直译的。但是如果我们承认直译和意译，只能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文句，不能普遍适用。更确切的说。只能使用极少数可以直译的句子，其他的句子大多只能意译。那便已经使这种划分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进而提出，好的翻译应该使译文涵义适如其所译，使译文功能适如其所译，使译文的语气或语调或口气适如其所译，使译文的时态适如其所译，使文体和格调适如其所译。此外他还提出必须把握逻辑，包括人情事理的尺度。
《英汉文学翻译探索》是黄爱先生生前一直非常看重的一部专著，也可以说是他毕生从事翻译工作的总结，而论文Form Or Spirit则是他对自己翻译观的进一步发掘和拓展。其中着重讲了他对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的看法。
黄爱先生提出，信和达的关系，按平常的理解判断，不论怎样，也只有两种解释，一是信是说译文要忠实地反映出原文的内容或含义等等。二是所反映的一切要为译文读者所能理解。如果是这样，这解释本身便必然成了既要……又要……的关系。也就是说，信必须以达为条件，即如实反映出原文的含义。不达之信便不成为其信，无所谓信。达必须以信为基础，即表达出所反映的原文。不信之达便不成其为达。也无所谓达。我们甚至完全可以说这两个词只不过代表着同一事物的两种属性。一句恰到好处的译文，对原文而言为信，对译文读者而言为达。信是达的基础，达是信的表象。因此既不可能存在不达之信。也不可能有什么不信之达。在这种情况下，信与达的关系便只能是既信且达。因而也绝对只能是一难。严复的二难或三难中的数词，便必然是错误的。
黄爱先生曾经坦言，他在这本书中特别提到对于严复信达雅说的批判，以及对直译、意译说的否定。在今天纷纭复杂的翻译论坛上，他的观点似乎孤独一枝，不入主流，但这是他在自己丰富的翻译阅历的基础上深入剖析的结果，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位翻译家的一家之说。这在翻译界至今仍然是十分难得的。他的直言和严谨的学术精神值得肯定。
《英汉文学翻译探索》出版后得到多方好评，有不少译者和读者写信给作者，探讨翻译理论与实践所遇到各种问题，彰显了这部专著的先导价值与扎实内容。作者在听取各方有价值的建议的前提下，历时多年进行修改，后因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再版，成为译者去世前的最大遗憾。
最珍贵的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和他的研究生导师钱鍾书先生进行了多次沟通，甚为钱鍾书先生认可并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这本书于1988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时光。目前仍有译者记起并提议再版，作者的子女更希望再版，了却作者生前的遗愿。这次再版我们对前一版的错字、疏漏等全部做了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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