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不是书生 3
2019-11-13 周三 00:03
文摘 ： 历史 发布
113转眼进入1989年，那可真是不寻常的一年。也是我人生最值得纪念的一年。注意这是纪念,也就是记住留有念想的一年，多少年来，我一想起来就热血沸腾，那年春天四月份我去公司开例会。这是每周一次的上午半天儿例行的集体开会，项目经理必须到，违者罚款，其他时间都在各自监理自己的项目或各处寻揽业务。会后年轻的项目经理卢一诤跟我说，老周啊，你没去天安门看看？我问看啥呀？他讲纪念碑前人多着呢，纪念胡耀邦的，还贴了好些诗词。高文贻瘾头儿大着呢，专往人多的地方钻。高是他爱人，我徐悲鸿画室高潮先生的闺女，是党员。小吴儿在中央工艺美院的同学。经他一描述，我散了会，路上吃点儿饭就驾车去了，好家伙了纪念碑上摆满了花圈，人黑压压的一片，还有人成群结伙的往上送花圈都摆不下了，人多的广场也进不去车了，那年头儿没警戒线，车应直接能开到纪念碑跟前儿才对，我把车停在历史博物馆北门儿，没几辆车，去的人都是走着去的，自此我那儿成了我常光顾的地方，有一天到下午下班儿后。我看大量市民下了班儿就奔那儿去，四面八方，再晚点儿，还有全家老小蹬着平板儿三轮儿孩子在上边儿来看热闹的。纪念碑上贴的花圈上挂着各种诗词民间传的哪儿都有， “欲哭闹鬼叫，我哭财狼笑，撒血祭英杰，扬眉剑出鞘！”杀气腾腾。大有要跟恶势力决一死战的架势。在一天晚饭后，我去广场，整个广场到长安街。观礼台都散落着有人了，在广场把角儿的语录牌儿底下有人说别走，今儿晚上有可能出事儿，因大批解放军徒手把广场去大会堂那一面儿完全拦起来了，戒严了，那时好像是还没有武警这一兵种。我一看，赶紧开车回和平里住处，把过夜御寒的衣服都拿齐，又开车回来。不敢在往广场上停车了。就把车停在广场东南角儿马路对面儿的汽车停车场里，那是收费的应有保证。徒步进广场，到大会堂一侧人都满了，军人不断增加兵力，把马路以西大会堂的空场儿保护起来，人们就在那儿站了一夜，到第二天九点来钟。闹半天是胡耀邦追悼会的日子，只见小汽车一辆接一辆停在广场西面儿马路对面儿人大会堂东侧小广场上，我们只隔一条马路，可看见何东昌袁木等人下车向这边儿观望，后来赵紫阳也到了，特地站了一会儿，向这边儿观望。会前，吾尔开希等人越过军人防线，步入大会堂小广场上。蹲跪着，双手高举过头，擎着一个大纸卷儿是示威学生们的请愿书，我们不停地向前拥军人排成人墙挡住我们，人们拥过去晃过来，在这儿人群中，我居然遇见了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黄世屏，他在四川的核研究所工作。被派到北京工业学院学习，学到广场上来了，还遇见了西城副食原来一名电工，他早已调到其他单位，真是人海茫茫，有志者竟相遇在这个时间地点，我们都一夜没走，不然后半夜戒严了，谁也别想进来了。我由此想到，人群中外地出差来京的人少不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场面，那献血书的场面让人想起荆轲刺秦王，大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势，那请愿书保不齐是血书并有多位抗议学生的手印及签名。那激动人心的一刻，令我终身难忘。到下午两三点钟，追悼会结束多时后，民众和学生才从广场散去。前门那边儿还戒严着。我是第二天才把车取回来。这使我真正开始感到了人民的力量。不需要组织和召唤，自动的，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这仅仅才是开始。
回到公司，每周四上午的碰头会话题全转向了天安门。已经接到的工程还在进行，新的业务没有了，全市各单位，集体和个人的注意力都转到了纪念碑前，哪有心思装修。之后首都高校的学生组成了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首都工人组成了“工自联”进驻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旁，各校打着自己的校旗。分分飘扬在广场上。全市各企事业单位多有组织群众到天安门游行声援学生，学生们就驻扎在广场以静坐方式请愿，我们公司再一次开例会时，项目经理们一哄而起，决定去声讨。公司出资。买了成麻袋的面包食品，工人也参加了，积极性甚高。把将要用于装修的塑料扣板，40公分宽，两三米长的白板写上各种标语，其中有当时电视动画片儿热播的歌词敌杀死之类的写上，开着加长130汽车，举着黑墨大字直奔天安门，有摩托的项目经理，开着汽车已进不去了，我只能站130货车上直奔广场上。一直开到纪念碑前席地而坐的学生面前。一到广场，人流汹涌，车行极慢，站在车上观景儿，人头攒动，喊口号的举标语的挥帽子的，群情激昂。我看到北影的演员杨在葆挥舞着巴拿马草帽喊着口号，各单位都打出旗号，亮明单位什么台盟了？九三学社了，出版社了，研究所啦，数不胜数，还有出租车开不进来。天线上挂着红绸带子，绕着广场鱼贯而行不停鸣笛，以示增员，那真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车来到高自联总部献上食品又领了任务，在卡车上装了几麻袋的传单，让我们去丰台那边儿进京部队的驻地撒传单，我们立即驱车完成任务。回程再将塑料扣板放回朝阳门外，蓝岛大厦北边儿一照相馆工地。日后包楼梯扶手时字朝里安装就看不见了，革命生产两不误。此后，我几乎长在广场，直到5月19日晚八时许。广场上热闹非凡。广场聚集了有上百万人，不时突然有人骑着摩托车。满头大汗，站到人群制高点上大喊，军队进城了，很快，广场上多处有人宣传此事，群众一堆儿一堆儿的聚集在每个宣传人处，颇像回溯129运动的油画上画的飞行集会。报信儿者来自北京城的各个方向。报的越激烈，下面儿群情越激昂。越骚动！再晚一些广场的灯全部亮了起来。所有扩音喇叭响起了吴德的讲话，宣布戒烟，劝告群众离开天安门广场。那声音使我想起了1976年4月5日晚的天安门广场，那次远没有这么些人，事隔13年，市民的觉悟有了大的提升，而那1976年。我还是带领民兵维持秩序的准刽子手，今天却成了人民一份子，记得给领袖守灵时，我也站过广场，整整齐齐的方阵集体默哀，百万人大会掉念领袖，我也是单位的组织者，再往前追溯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我还上过天安门，是十一那天的烟火晚会。天津爷爷发有请贴可带家属，于是爷爷和奶奶带着我们全家都上去了，看到天安门城楼的电梯，内壁是梅兰竹菊的四扇屏，装修装饰。极为高雅，毛在空余时间与上天安门的家属们一一握手。我兴奋的握了第一次手，就又跑到排队等待的队尾，不久又握了第二次，他老人家大手热乎乎的，甚是暖人。可谁知道七年后。到来的文革十年，他一手遮天，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让他玩于股掌之间，包括我们的一家。让他老人家折腾出屎之后，又加上三年吃他婆娘的挂落儿，弄成他倒行逆施的替罪羊，他倒好，一走了之。在纪念堂一躺，重兵把守，学生没人敢去，无数革命先烈却中了标，为其殉葬。成了学生口诛笔伐的重地。从1976年到1989年这13年间，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了解了真相，一步步反思，越发看明了世道。在学生的召唤下，聚集广场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抗议，在这13年中，我也彻底反思，回归了自我，终于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中来，那一晚上上边儿越要戒严。大喇叭越喊叫大家离开，群众越舍不得离开。仿佛一离开就丢失了这块地盘儿，再也回不来了。结果戒严令没管多大事儿，民众仍然待到很晚才散去，政府喊戒严了，学生的相应行动是宣布绝食，互相都在升级，一天下午我去广场，仍旧把车停在历史博物馆北门儿那儿，停的车辆比以往少多了。根本没有几辆车了。我步行进入广场，只见方励之的夫人李舒*在历史博物馆这一侧的广场上正被手儿踱步，胸前挂着彩条名签，写着她的大名。她好像是政协委员，这日子口儿这场合。她特意标明身份，以示支持学生。当我黄昏时从广场出来要回家时，广场上又是人员满满，很多工人干部下班又都拥往广场。我的车要想挪动，就必须尾随在几辆大旅游车后边，紧紧叼住它的车尾，那几辆车是人民大学教工声援团来广场声援学生的，车身上挂满了横幅标语，有人在人堆中缓缓开出一条车道，两侧民众向车上教工欢呼不止，车本该走长安街，过金水桥。往西面西郊人大，但广场人满走不了了，只有向东去绕建国门桥走东二环回去。一路上，民众看到欢呼雀跃，我紧随其后，忝享殊荣，真是震撼不已。至今历历在目，至死不忘。我心中乱想，估计四九年解放军进城也不过如此，这样的局面。从5月19日到六月初僵持了有两周多，全国一些大城市均在响应，世界各地的支持声更是不绝于耳，报上发表万里在国外表态要立即回家召开人大常委会解决问题，结果被截在了上海。滞留在那里。听传，万家子女讲，中央命令其子女。火速赶往上海稳住老爷子千万不要回京，在京的副委员长们授命写劝学生信，并开会，有习重勳副委员长等人坚持反对动武镇压。也有软骨头出卖学生的，经纬分明，就在这政府和学生之间僵持不下的时候，我的好杜佳找我，希望我能做眼线，帮助随时看一下北大的动向。自丢摩托车后，我们交上了，其父是东方红炼油厂那边儿石化分局的副局长。国家急需知道学生的动向，要物色眼线，我正站在学生一边，何以当密探呢？我拒绝了。继续每日去广场，接近六四那几天，街面儿上特别紧张，便衣、警车不断，去往广场上的车都有便衣记车牌号儿，我于是从北大进城，半路就得停车找地方儿把车牌都摘掉，而到了6月2号到三号，最后那两天，市民都急红了眼，街上到处有路障，群众看见公安的车就扔砖头，他们会看车牌号儿，即使便衣开不是公安模样的车，不挂车牌子，群众也砸一次。我在美术馆后街的车差点儿被砸，我赶紧停车把牌子安装上才走。也就是说，六一前几天，只要挂车牌，就有公安记车号。秋后算账。过了六一到6月2号三号，只要不挂车牌子的就是公安的车，群众就上来砸，用街上的垃圾桶铁栏杆儿杂物堵路，就为了堵军车。偌大的北京城已没有一块儿净土。6月3日晚上，我在北大家中正吃饭。有电话来告诉我。要出事儿，我赶紧出车，那时家父母都在美国我二哥处探亲。我们二人将八岁的儿子放在北池子我三姨家，接着往前走不远，就停在离北池子南口儿不远的西便道上，西墙内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签证处，车放在那儿应是安全的。我们步行向前。不远儿就是北池子南口儿向西拐进了故宫东门儿，从东门儿进后来到了午门，门大开着。里面黑黑的，一片静悄悄。事后方知两侧朝房已经布满了兵，院儿里有不少汽车，肯定有些私人和私人开着单位的车放在那儿了，后来全部被扣押了。小风儿刮着一片肃静。我俩向西出了天安门，正门儿上金水桥，看到广场上。长安街上，观礼台上人员熙熙攘攘满员了，到晚上八至九点钟，隐约听见枪响有人传建国门桥上军车堵在那儿了，我们赶紧往回赶到北池子南口儿，已有负伤群众从南池子向北撤了。我开起车就奔建国门去，那儿已是人山人海，两三辆公交车横在建国门桥上。把东西向路堵死了，军车休想过来，桥上有人，桥下人更是满满，俯身一看，六七辆军车抛锚在桥下，军人困在大卡车上，车下布满群众。后来在公司班儿上听说我公司一小年轻儿的是管片儿税官儿的儿子。被老张头儿吸收到了单位工作，他那晚就在桥上，有一辆拉大块煤的卡车也抛锚在桥上，他们那些年轻人搬上煤块儿，就像桥下砸，下边儿正停着军人的卡车，真是急红了眼了。我掉头又奔东直门去，那里无轨电车横七竖八地停着，也是在堵路，市民们自觉地抵制军队进城，我车开回和平西桥家中，电话联系副总经理吕进，他也是工艺美院毕业的小年轻儿，父亲是解放军报的办公室主任，脑埂后坐轮椅了，他住西边儿三里河一带，那时也就晚上十点多钟，他讲西边儿打起来了，他把电话拿到阳台上，让我听西边儿枪声。我俩放下电话，跳上车往西开。到处是路障。左拐又突，来到民族宫后身儿北小街南口儿，原34中那。车走到屯绢胡同就走不了了。停车靠边儿。发现满地的碎砖头，啊？刚发生过冲突。步行到街口儿一看，长安街上也停满了军车，群众从街口儿像长安街上涌。离军车靠近了就是一梭子枪弹，像是朝天放。大家立刻缩回来，一会儿又上去了，又是一梭子枪响。地上满是踩的碎砖头，我们在那儿领教了六次镇压，天快亮了，我们往回北大的方向走，一路上有伤员有回校的学生人员嘈杂，十分沮丧，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们才去北池子把小孩儿接回来车过德胜门立交桥上停着被毁坏的军车，而我的三姨夫就是在学潮拉锯战时，在中央戏剧学院任第一把手上，过于操劳犯心脏病故去的他是一个很接地气的干部，专门爱听我讲各种小道消息，七六年，我要是多听些小道消息，也不至于遭此滑铁卢。再到六月七八号。我去军事博物馆那边儿木樨地至军事博物馆一带。大马路上停了有十来辆被烧的坦克。木樨地交叉路口儿的少女金属雕像，脖子上被市民裹上了白纱布。路旁防护栏儿的铁管儿上可见枪洞。我到铁道部宿舍的大姑家，他讲，那晚在部里值班的干部在楼顶拿望远镜眺望，被狙击手一枪命中。表哥宁松讲 还许是国会纵火案呢，这一夜觉醒的市民醒透了，又过些天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到燕东园来看家父，家父还在美未归，我照了一些照片，他要走了，没有什么精彩的民间的杰作，有的是清茶不敬，早晚有一天公之于世，此后就是市民的一片寂静和政府喧闹的庆功会，这两年，手机上传出了当年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在美国打高尔夫球儿的画面，真是极大的讽刺。
回顾我自己。1976年四五事件前后。我曾不遗余力地为组织卖命。从任工人民兵副总指挥去天安门守夜，到在全区各口范围内，大声疾呼，宣讲粉碎四.五反革命事件。而时隔13年，我作为一个挣脱精神枷锁的自由人，投入到了1989年六四的伟大洪流中，那是180度的大反转。有关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一切。我能干的都干了。当年领袖驾崩。家父在大会堂内给领袖守灵。北京市组织人员在大会堂北门儿外，小广场也参加了守灵。我是西城参加人员。如今只剩一件事儿没干了，就是始终没有去纪念堂。我就等着政府实现吴祖光老先生的提案，把它搬走，变成全体人民英雄的纪念堂。
此后多年，每年六三晚上我会驾车绕广场一周。
六四后，最大的问题是我公司无业务可做了。各单位忙着清查，展览路派出所还找过老张头儿查。他们管片儿上烧毁的军车有线索吕进参与了。被老张头儿给搪塞过去了。这个军干子弟烧军车真是滑天下之大吉，足见镇压手段多不得人心。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我接了一下中关村宜宾楼饭庄卫生间改造的业务，甲方拼命压低造价，不起眼的小活儿还差点儿赔了至少没挣钱。为此，我和工程队还闹点儿矛盾。没任务可做，就得上公司上班儿去，项目经理谁都明白，公司业务一停摆必然生事儿。老张头儿统治这三四年，项目经理有接不着业务的干瞪眼最后调走的。这不又出了辞职的了。工艺美院来的李威，是宋局长的女婿。当初这三产保不齐就是为他而建的。他可他画一手好效果图，设计能力也有，就是揽业务吃力。开会时一个没谈拢，李爷说不干就不干了。他从沙发上起身儿一个立定跳，跨过膝盖前的茶几儿扬长而去。那年头儿小年轻儿的，搞艺术的，就那么潇洒。又过了几个月，回来取档案了。自己在家单干。家里气泵喷枪制备齐全，一副效果图就三四千块钱的报酬。况且前些时候，整官倒，薄熙来主政三产与国营挂靠单位脱钩，旅游局让我们另找单位挂靠，宋局长也不吃劲儿了，因为薄熙来来了。我们公司悬着还没有去处呢，剩下这四个项目经理加我都扎脖儿了，嗷嗷待哺。那张文安是另一个路子，和老同乡勾在一起，专做电话业务。不少挣钱。
一天晚上八点，父母都在美国没回来的时候，我正没事儿，突然有人敲门。开门灯一看，是卢一铮，后边儿还跟着其他项目经理。我说。干嘛呀？搞反革命串联呀。我已经悟出这个情况了。原来他们真是来密谋造反来了。他们早已策划好是来争取我响应的。他们是想趁着没上挂单位。搞掉老张头儿，我没反对，自然也就成了参与者。确实。老张头儿搞的那一套拳术。越搞越不得人心，小年轻儿的不买他的账。当即商量了有关事宜，再到公司开会时，他们突然发难。当场夺走张文安挂在铁皮柜上的一大串儿钥匙，其中包括他开的那辆丰田皇冠的车钥匙。并立即有人下楼将车开走了。财权也夺了，瞬间章安说话，舌头都短了。那吕进通过父亲的熟人找了市公安局预审处的干部。要跟张打官司，公司财务办公室没有一个人支持张。大家在外面儿一起开会，凑到材料。一次散会后，我送会计回家，他竟勾结旅游汽车公司的人驱车跟踪我车。会计到家下车后他们迎上来要抢我车，我在车内倒锁门儿。他们用利气抽打前风挡驾驶的玻璃。好在是钢化的只裂了没有碎。在那宿舍院内引起围观，于是他们逃离。我后来找当地派出所报案，一块儿玻璃赔了4000多块钱的换修费。修车期间。卢一铮他们把那辆皇冠车给我用。公司印章人事档案财务文件办公经费一直由卢等人管辖，我即不想接这摊儿又不想从中获利。于是大撒把回避。看这几个青年人，真是艺高人胆大，干得利索，我这受过17年就教育的。好歹在组织内呆过几天呢。呆过的人。没有那魄力。最后是两败俱伤。谁也没有把谁送上法庭。真正获利的倒是卢一铮和闫一娜两位项目经理。他们用公司的印章办理了去匈牙利的护照，最终总算折腾出去了。89六四以后他们是一天也不愿在国内呆了，有一天检察院开着挎斗摩托车，长江750来我北大燕东园给我送传票来了，我不在家教给我父母了，我届时去了检察院，他们让我讲事情经过。我这挨过整的狗仔子心里不慌，如实反映，后来才知道事情闹到了这步田地。不知哪个上级又责令已与我们脱钩的原北京市旅游局回过头来，还需解决此事。他们提请检察院。来办此案。于是找我调查，最后问道那辆车那辆地平线车让我交出来。我说不知下落。他们到我家送传票时看着我的车库大开门儿，我自己那辆红色的本田四轮儿和蓝色的摩托车在车库里放着。没有那辆白色的大宝地平线，他们问你确认吗？我说我确认不在我手。那签字画押。签就签，按手印儿就按手印儿。谈话结束。其实车就在我手里，没放在家里。我心想。凭什么交出去？那是按政策我自己挣来的。额外富余出来的奖金我都没要，留给公司了，坦白交车、抗拒留车，车是我的就不交。传讯就这么结束了。此后那车我照开，再也没有人找我了，倒是之后有一天小吴儿电话告诉我。去松鹤楼吃饭，有重要事儿商量，我如期赴约，看他提大包东西来了，原来是每个人的档案袋儿。他站桌子前挨个儿。发给每个人。就像赌局发牌一样然后吃散伙儿饭，公司就算解体了。这个档案最初都在旅游局存放的。我们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人。派入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是三产独立核算。后来89六四以后反官倒，就都拿回公司了。锁在铁皮柜里，现在我们都成了怀揣自己档案的无业游民了。我的组织关系自然也就断了，省得他们劝退除名，算我自动脱党吧。这一晃我在党内也呆了17年了。我算是一个受了17年修正主义教育又在党内改造了17年的吧。那些年，我时常想起紫阳先生在免职后到广场看望学生时说道。“老了，无所谓啦”。想当年，我早就够党员标准时组织不发展我，这些年我早已离心离德，六四后更是唾弃组织。他们不赶我走，现在终于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挺好。再晚些时候，李佳瑜找我说旅游局问大家愿意回去的，可把档案交回局里给安排工作。这是上边儿责成局里把这事儿管到底。两个人出国了，吕进也自己办公司了，就剩李嘉瑜，年岁大了，乖乖的回去了。其他人的情况我都不知道。李嘉瑜一个写仿宋体的高手，办展览的行家里手儿被分配到慕田峪长城值夜班。一个礼拜就去三个夜里。哪儿有好果子给他吃啊。
我那届团市委倒台。副书记哈红星弄到这旅游局做业务二处的副处长，团市委办公室的陈军到了华都饭店，我见过。我要回去也没好。还许弄个小鞋儿穿穿。拉倒吧，就这样丢掉了铁饭碗，编制也没了，咋好啊？
天无绝人之路，那时候正赶上全市淘汰掉了价格便宜租赁实惠的黄色的小面包出租车。一淘汰就是五六万辆，造成青黄不接。恰巧儿，我那辆车又是雁翔饭店，出租车队的车，给我时就带着出租车的九字头的牌子。一直也没过过户，开上街懂行的人一看，九字头的牌照就知是出租公司的，没上顶灯就许是办公用车，所以人们见了就招手。不计里程表，协商好价格也干。于是，我很荣幸成了黑车司机。公司临散伙时，没有装修业务，我每日去公司上班儿，路上不定哪儿就抄上一笔，尤其是中关村地区，打车人多，顺道儿或拐个小弯儿就把钱挣了，长城饭店一带又是繁华区，回家路上也常有戏。关键是不堵车，捎带脚儿就把生活费给挣出来了，公司一散伙。这副业就成了主业。别无选择了，我干了一年多的马路天使充满奇遇，是最好的洗脑，和三教九流都有接触，整个儿是一个人生的大课堂。如果说插队四年，我了解了农村和农民。这一年多的黑车，我就了解了城市人，也就更全面的了解了社会。怪不得中国有句老话说，“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这拉脚的，真是无所不知，跑上一年车，胜读十年书。闹半天。社会是这样儿的，真是缺一种人，也构不成社会。我跟其他司机不同的是我有意的把每一位乘客都作为社会调查的对象。走一路聊一路告诉他们，我这车是出租车淘汰下来的。我是私车私用。又不是私营的个体出租户，让他们彻底放下心来，什么都敢聊，毫无顾忌。131最狠的是刚从大牢出来的三个壮汉，去昆仑饭店消费，提前在三环路上的叉道儿上就下车了，一翻脸不给钱还屑和偰和我，我估计身上带着凶器呢。我也拉过一个小伙子，大牢出来的。说话颇带人缘儿，一看我是出租牌子的私车，相中了要我跟他们干，特意让我摸摸他肩胛骨上一个窝儿。那是枪子儿打的。要了我的BB机号儿，说办事时叫我。在北京饭店，我还拉过小两口儿，带着一只小狗儿去门头沟，那女孩儿还怀孕了。我嫌远不想去，他顺手掏出一张50元大票，路上狗晕车吐了，他一个劲儿的给我道歉。他一路跟我讲，他们是一个地产公司，租了一层楼在二层。被公安围抄了，有跳楼逃摔伤的，他那晚上没在单位。从东北边境偷越出境，又转到东南亚，如今有了当地的身份，回来接媳妇儿出去。往返才20多公里路不让我找钱了。我还从北京饭店拉过一位三四十岁男子，自称是杨尚昆儿子，公司专往国外出口石油，他是火车押运员。自称挣“刀勒”了。他说他有车就上。没出租时什么车都劫，军车来了都敢招手。去另一个饭店泡妞儿。那女孩儿提前出来，在饭店院内等着他呢。他牛，盛气凌人。看来有背景情况的人就是不一般那北京饭店是个好地方儿，李春平遇上了美国老太太，我只遇上了打车的，那时所有饭店停车场都是免费随便停，大堂公用电话免费随便打，我干工程时只要半道走马路上BB机一响。就立即去就近的饭店打电话回话。养成了逛各大饭店的习惯。扫马路时也有遇见伺候外商公司的，急着上班，晚了打我车去国贸。或其他饭店。我一口价都比出租车便宜。坐上就走，聊外企情况。我拉过秀水街一个小老板儿，手可大了，那时那里太火了。一些国营小企业经营不善。转制卖企业。我拉过一个民营企业者，刚从通县买了一家乳胶手套厂。他无几俩钱儿就给收购过来了，他在那边儿有人。上下串通，里外勾结，销价处理，乐得合不上嘴儿。有的时候儿还说就爱打黑车，因为我那时是第一代黑车，价钱要的低，偷着挣点儿就得了。没有起价，自己就花点儿油钱。只按估计公里开价。得先报价。谈妥了，人家才上车。我干工程，哪儿都去，路线距离。一估就准。我每日工作时间完全自由，想干就干，想歇就歇，看天气看心情，有时候儿白天家里有事儿，我晚上拿个湾子，够吃够花了。有一次冷天，大晚上十点在东单，还没拉上活儿。路边儿一女是招手要去景山。我嫌远，还挑上活儿了。回家不顺路。她说我多给你，一看是良家妇女没歹意啦吧，谁知一转身，他指着便道上八丈远，一个饭馆儿墙根儿，底下有一堆扑克，细一看，还躺着个人，是他先生烂醉如泥，穿着棉大衣裹着。拉倒吧。别又跟那狗似的，吐我一车给多少都不去。一次下班儿时，在官园儿路旁有三个男士提着箱包打车。一脸的茫然，那钟点儿，那个地方儿是极难打车的。我贴边儿一问。是去中科院招待所，顺路上吧。我说没票啊。就是不能报销。他们照上，原来是三位台湾学者来北京开会，来中科院开会。我二舅一家均在台湾。八八年来省亲我全程人车接待，见他们很亲切，谈话也是没经过大陆阶级斗争洗礼的人性化口吻。到地方下车还非要多给我钱，直说，服务带劲儿，服务带劲儿。我在市内还拉过一个女孩儿，普通话说得挺好结果，是韩国人在京做生意，几个女孩儿一起租一套房。她有时去天津大港报关。办货品入关手续。约我载他们去，这样儿，去了几趟，当日往返。比较辛苦，后来他们又找了别的车。我还曾拉过一个肖老板。他是给北辰购物中心供货的。冒充干部子弟全天候包我车。随着他到处吃个饭馆儿。混熟了，又租我城里的房子，后来。问我南边儿去不去，让我管一个厂子，我没干，他曾住首都宾馆。让我早上几点大堂接他，结果过钟点儿了。他才提着行李，打着出租车从别处儿来上我车，我一看是假的。部长儿子的不是，后来没影儿了。还差我点房租。多年后我在北辰购物，碰上他，他脸涨得通红通红。拉黑脚的，什么人都能碰上，什么事儿都能有。我上了一所再好不过的社会大学，闹半天民间是这样儿的，跟官方报纸社论大相迳庭。进一步打掉了我的书生气。远不是只挣几个钱的问题。如能举一反三，接触的这些人杰、人精、人核儿、人渣各类人种各种事项，够我终身受用。
我干这拉脚的活儿。开始爹妈不知道。看我什么好吃的都往家里买。来的挺冲。老娘说我。你挣那么多钱干嘛呀？我答，钱多了，不咬手啊。有时她嫌贵，罢吃，我说又没要你花钱，她说喝儿子的血呀。我也真是穷怕了，文革时爹妈关起来，子女每人每月12块五生活费。骤然降为城市平民我也是饿怕了，三年困难时期什么白薯秧儿啊、榆树叶儿啊、柳树叶儿啊、榆树钱儿啊都吃够了。豆饼也是好东西。干装饰公司时，贼忙奇累。周末也常不休息，陪着二老开车出门儿，只能插空儿，家母时而说有汽车没司机，有一次陪二老去中关园儿看赵朝雄夫妇。下楼要上车了，赵伯伯说你们家有汽车。出门儿方便了，家母跟着就一句：有汽车没司机。说的我下不来台，现在好了，啥时候想走啥时候走。想上哪儿上哪，可这种情况能维持多久？心里没底。
档案拿在自己手里头，总觉得不是个事儿，虽说档案干干净净了。没装黑材料，但总放自己手里，不是个事儿。我接触过人事档案，知道它的重要性，在中国就是一条人命。国外不然。西方档案是记录你的学历履历，能有什么技术能力和业务水平聘人用的。这儿还兼有挖三代。刨祖坟整人用的。过去领袖就爱让犯错的人写检查，装入档案。组织调查报告结论存档。留着揪辫子打棍子，连“伍豪”周总理也不例外，总理故去后。邓大姐就要消掉总理的档案和黑材料。文革后，北大销毁了大量档案，一方面为被整人放下包袱，另一方面也是组织自毁证据。苏联解体后几十年开放了。斯大林时期的档案。多少颠倒的历史被颠倒回来了。我手握档案这个雷怎么办？我与带我投亲靠友去顺义的老同学老管一商量，他说放他那儿吧，此时他也是顺义县工业局的局长了。但我没有放人单位的转的介绍信只能存放在他那里。无法正式接收安排工作，不属于正常调动。仅仅是存放档案而已。那档案是死档，我也就是个“黑人儿”。我只能是脚踩西瓜皮出出溜到哪儿算哪儿了，仰巴脚擤鼻涕甩哪儿算哪儿了。
像我这样儿的“马路天使”，扫马路扫到1992年八九月份，机会来了。家父的堂兄周绍良去世，绍良四叔之子周启晋以澳门身份做计算机硬件儿进口生意做火了。想转投房地产。他以澳门商人的身份。与香港招商局仓库码头有限公司及蛇口房地产公司三家儿联合成立了中山招商房地产公司。注册在中山市，三方合资在珠海买了一块地皮。可供开发建造500多栋单栋别墅，命名为金斗山庄。组建新公司，由三方派人。因为我是干装修工装修公司出身。又正闲着，于是聘我去参加组建公司，我到那儿一看，地皮是一个旧河滩，河道与两岸落差有几米深，有时十来米深。曾用于种香蕉。正在填土平地。我被安置在他做进口生意的珠海，平和公司四部。暂时储备在那儿上班。帮助去要债。总部欠他的债，又是三角债，和总部人一起出差到外地去要债，那时南方的三角债或多角债都已遍布了，很难完成，情况非常复杂。曾住过一段儿广州，天天去要债未果。初知商场如战场，各种招数都有。后来地产公司在拱北口岸跟前买了新建的商品房，昌盛花园作为办公和居住地。是那儿的一家小区。四周还是荒地。是那儿最早的一家儿，小区四周还是荒地住在楼上，一看下面就是河，河那边儿就是澳门。那平和四部的蔡老板名叫蔡长海，是原中山市委常委的儿子。无论是进口生意还是征地，都出了大力。大老板是周启晋，他独立承包了四部，独立核算，那边儿通过红二代官方勾结早已成风，大量的外商都是大陆人以外商身份出现。整个儿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公司筹建的基本人员就是蛇口的杨志光，中山大学土建系毕业的，管工程的蛇口的陈贤明是会计，上海来的一位是香港招商局仓库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弟弟叫周正峰任职出纳，加上我是未来装修这摊儿的主管。因为公司注册和开户行都在中山，我们每月必须去一趟中山，开户行取工资。记得我是2000元一个月，估计雇员级的都差不多，有时菜长海也去，甚至开着他的奥迪车去，他属于董事拿干股儿的。征地还奖了他一辆奥迪车，他在当地普儿大了，中山刑警队长全程陪同。处处提供方便。媳妇后调佛山任市委常委，我去佛山见过他，是南下干部。菜长海的弟弟也有见过，在中山也是活跃人物。平时我们常住昌盛花园桂美阁。就是我和周正风朝夕相处。公司买了两台车。我从蔡老板的口中得知。合资中矛盾不少，菜经手上车牌儿时，即将一辆二点儿零的丰田基先达车牌尾号儿上成了14114。意在痛骂蛇口是要死要要死。想配给蛇口用。另一辆是凌志三点儿零。上的是吉祥号儿。拟留在珠海用。因今后大量业务均发生在珠海。蔡老板就有这么大的本事，想上什么牌号儿上什么牌号儿。结果蛇口方面不干，硬把那辆14114退回来，于是放在珠海，归我来开。我无所谓，二点儿零的原装丰田在我也是太好不过了，我和周正风每人儿一辆自行车儿，每天同去菜市场买菜，做饭，他是高手。六七间房大多空着，也就是蛇口，陈先明偶尔过来。汽车也就是去码头接送他们，招商局周副总，张洪斌来时全程服务。相处熟了与周正峰聊天儿才知道，那时财务都已经是台上一本儿上台下一本儿账了，上海早已如此，我在北京的公司还只是有小金库，没敢做假账。而陈先明更逗，我们谈起很多事情，各方面的事情，他都一言以蔽之，假的。就是假的，在他看来全是假的。那已经成了口头禅，深圳珠海改革开放走在最前面儿，海风吹进来，走私猖獗。我的住处儿离关口最近，小区院内经常见封闭式大货车，屁股对屁股在倒货。一边儿是黑牌儿，另一边儿是蓝牌儿，还常见有奔驰500CC或者600CC的高档卧车，不挂牌子停在院内。天黑后，挂上军牌儿开走。有的公司架子蛮大，科室齐全，锁着门儿无人，其实就仨俩人儿做大买卖，有的公司养几个人儿在那里晃来晃去，闲得无聊，正事儿就是老板，一个人儿的提着皮包在外面儿单做。周启晋便是如此。到晚上高档酒店外熙熙攘攘，车来车往。都是些嫖客和皮条客，加上年轻女子，迎来送往好不热闹。老板都是高干子弟，红二代官二代雇员也都是有利害关系和特殊用场的“关节人物”。一位广州军区炮兵副司令的儿子身边，三天两头儿的换女孩儿，吃的肥头大耳，老板小声告诉我，瞧见没有，又换人了。平和公司老总就是个胖子，人称“贾肥”胖出病来了，住广州军区总医院，我住广州一趟一趟找他要债，中山附近有处温泉甚好，我们往返中中山必过此处，那里正为邓大人修行工，施工中可随便去看。院子极大，古典园林比海南五指山上林彪当年的夏宫大太多了，我们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
还有孙中山的故居，翠亨村儿也很值得一看。中式旧宅院。比老邓的小多了。另一种风格，广州市那时比北京热闹多了，车多人多。开车等红灯时同起同停不留空当儿反应慢真开不了，那时停车场一小时就十五到25块钱了，珠海洗个车就30块钱，广州碰瓷儿及多，那时我上街购物就碰过两起，看我大个子北方人就要下手，我告诉他，我是北京公安部的，吓的赶紧躲身儿，坐公交车上车，一瞬间两个贼从你身旁左右向中间一挤你，趁势拉开你腰包儿，钱没了，我挨过两次，防不胜防，自行车儿在珠海买菜进菜市场，一转眼出来锁得好好的没了。那时北京还远未这样儿，那边儿得于气候之心，这股风是从南往北刮过来的，现在再去那边儿规范多了，堵车也是，那时去趟广州得凌晨出车回来要晚上十点半以后吃完宵夜出发，后半夜两点钟到珠海，否则赌死你。那期间，广州至珠海的高速广珠线和广州至深圳的广深线修起来了，高速一通车路两边儿迅速开发起房地产。只见一块一块的大片空地地头儿上竖起比红海洋时领袖像还大得多的广告牌子。全是开发图景，而有的还建起孤零零的一栋洋房别墅供参观，有的支起大牌楼。横幅谁题字的都有。还有见过洪学智的题字。这样高级的将领题字，那时北京房地产还没动静儿。那边儿已是几成按揭满天飞，臭街了，所以我只呆了一年就撤回来了。遍地房地产开发。就没法儿干了，董事会将这块地倒给别人儿了，赚快钱走人。官商勾结，买来的地，出手也挣钱。可以想象，在那种态势下，倒卖地皮更挣钱，还来得快少淘神。回来后，香港招商局加周启晋和北京第六建筑工程公司三家儿在丰台又开了一处，只有40多栋别墅叫帝京花园，园内有室内游泳池，装修这一块三家各出一支队伍，做一栋样板间，最后由施工监理评分儿看哪栋分儿高。为此，我去了湖南湖北等地采购石材。西安定“青冈木”地板。在去西安订地板前，我请示过周启晋是只定样板儿间一栋，还是30几栋全定，他说全定，于是我单枪匹马一人去全定了，我心里根本没有拿回扣的概念，因为我过去办装饰公司有专职采购员。他管订料，90年代前，北京也就是乙方给条烟什么的还不兴点“叶子”就是点钱，我们公司睁一眼闭一眼，项目经理合计好了下边儿挺辛苦，让他们弄点儿“好”啦。哪知道到了1993年，全国也回扣成风。可我回来不几天。周启晋即派我那副手儿周开国背着又去西安把合同改签为只满只买样板楼一栋的。他改派别人儿。也可光明正大的跟我说缩成一栋啦。你忙，让周凯国去啊，结果呢，周启晋却跟我大讲，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跟着又讲要我自己做好自己，这真是话里有话，其实我要是拿了回扣，更应由我自己去擦这一屁股屎。当然，换个人去更可一窥我的行径，我真是拿了就露馅儿了，合同就不那么好改了。我当时根本没想到要回扣。这么多年一直是挣光明正大的钱。今天我可以很坦然的说，我一辈子没拿过回扣。
142之一可是到1994年我顶着家父的名义办公司批发水泥就成了材料商，这时我才发现，这一行的给回扣已成了潜规则。我供货必须给甲方回扣，从乙方要货也免不了请客送礼或点钱，这股风已从沿海刮遍全国，全民都是自上至下向钱看，世风日下，我成了发回扣的了。有的甲方假客气，不要我也得硬塞。他要谁的不要谁的是有好多背景因素的，核心是怕露馅儿，并不是真不要，你多给多办事儿。顺当，少给刁难你或不办。各环节。哪没打点好，就卡壳儿，真正的两袖清风的，没见过。到了21世纪更是愈演愈烈，在现有体制下，腐败是正常的，不腐败都是反常的，腐败以各种形式体现在各个行业，方方面面，已经没有一块净土了。大贪官贪多少亿包养上百个情妇是大面积贪腐的集中表现一点儿不稀奇。
回来再说。在丰台帝京花园儿做样板间，我用了中央工艺美院室内设计中心推荐给我的施工队。广东工人居多，工长是港佬，做工精细，比浙江及北方的高出一筹，三家投资商各做一栋别墅，结果工程监理方评分儿我方最高，为此我跟着工程队长晚上赶工，我加班加点出现场，全属自愿。施工队按规定另有高额加班费，我说我也就是给启晋干才这样白干。换一个人也别想。但是再往下施工我退出了。因为启晋给我派的那个副手周开国是他在西城合资了一家饭馆“烤肉宛”的上级单位西城饮食公司一把手周建国的弟弟。是循着权力通道过来的。业务纯外行，还不懂装懂，一天到晚还挑鼻子弄眼，整个儿一个“事儿妈”，还是一“左王”个。我每天早起上班，还得开车绕道儿把他接上。一上车就念念有词，烦死我。结果在一天早晨去接他的路上，心烦，走神儿了，在西二环复兴门下钻桥洞时下坡儿连变线带加油，前车突然刹住了，追了个正着。还是个新奥迪，刚上牌子，还没有上保险，我负全责。赶巧了，我开的那辆皇冠是老板通过六建从首汽租的，也没上保险，两辆车共6.24万元，修理费六建出了四点二万元修对方的车，我这车我撞的，我出吧，我自个儿出2.2万元。全完了事儿，又过了一段时间，老板要给我两万元，我没要。在家饭桌上，我跟老父母说。你儿子还有点儿骨气，可就是在那之后。月坛邮市火了。周启晋想炒邮票动员我拿四万元，他拿了十万元不止。把月坛的蛇版生肖票一网买进，想囤积居奇。不料票价一跌再跌，他既没还我钱也没退我票，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从此黑不提白不提，他当时几千万身家就这样处事待人实在差点儿意思。我当时没处去，还帮他把绍良四叔在东四流水东巷的老宅子，四合院儿改建成了中央封顶的四合院儿，后来北京四合院火了，租不了银子。我在他那儿干这小二年。在珠海一年工资2000元乘12个月24000元回北京。公司降到1500元一个月。这一年是一万八千八千元，总共才42000元，修车花了22000元，邮票赔了四万元，一共就是赔了六万两千元，这62000元与那个工资两者相抵。一分工资没挣，还净赔了两万元，真是惨透了。这时才回想起当初家母告诉我，美国徐大春“亲戚”上过他的当。大姑周珣良也劝我别去给他干。此外，我还得罪了跟我最好的九叔周志良。事情是这样的，我去珠海之后，九叔的独生子周越在北京也入到他的麾下。我回京后启晋告诉我，香港招商局仓库码头有限公司的张宏斌提出周越工作不得力应裁掉，这是张的意见。周越前一段儿一直用的公司从首汽给他租的带司机的皇冠车。让我给他把帐结了。后来我一看他用那车按月包租，再加额外多跑的公里数超了不少。周越有点儿紧张，我结果还是全数儿给他报销了，他还算满意。一边儿是九叔的面子，一边儿是老板要裁人，我夹在中间儿不好做人。
周越被炒鱿鱼后，与女友在吉林长春市开饭馆儿，背井离乡，九叔九婶怎能高兴？到我退出启晋那摊儿后再去九叔家，九叔一反常态，对我很是冷淡。当我一陈述在启晋那儿怎样走麦城赔个底儿掉。他态度发生反转，我告辞时，九叔示意九婶和小越子二人一直送我下楼陪我走一段路，直到车位上车目送我走，这也是我多年长常去九叔那儿从来没有过的礼遇，无端的误会算是解开了。遗憾的是，进入2010年以后，周越即患心脏病故去，还不足50岁。结合我和周越的经历及我所见身边一些案例，深感下海真不是个好事儿，除非你是红二代官二代，有大背景。不然端着铁饭碗，政府在就有你粥喝。
真是天不灭曹，再跑黑车，没人坐了。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却赶上了1994年，允许私人自己办公司了。干脆自己办公司吧。这样七拼八凑凑了30万元注册了个北京竹吉乐有限责任公司。我任不了法人，因为我没有档案单位。没人给我出介绍信，去申请办公司。于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儿”我改用家父的名字注册的。按常规家父是不干这事儿的，但是我也到这步田地，他毫不犹豫就同意了以他的名义办。在办的过程中，后来我也发现。别人也有用家里人的名义办到公司。于是，家父出面写了申请书。我拿着他的申请到历史系。开具了办公司的证明。法人成了周一良，我是他的打工仔。本来嘛，狗仔就是配当个打工仔。有一年年审营业执照要求必须法人到场，他们又都在美国，我找了辆奥迪车去请吴小如伯伯冒名顶替去了，顺利过关。恳请吴先生时，他二话没说，当即应允，自此交下了不解之缘，公司出创地址设在丰台，我因做帝京花园儿那边儿跑熟了，后来因公司主要经销顺义县长山水泥厂的水泥。顺义也跑熟了，为了行车方便，又迁到了顺义。从1972年离开顺义，到1990年代又杀回顺义，事隔20多年，那里全变样了，改革开放使乡镇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批发水泥业务单一，我仍不坐班，满世界跑业务，哪有工程就给哪儿供应，厂子离我家七八十公里远，工地更是北京版图上哪儿都可能去，纯粹是跑买卖。公司也用不着什么闲人，有个会计做个账，月底税务所报税就行了。我自己就兼出纳了。淘神的事儿就是每年7、8、9月基本建设的旺季，水泥生产供不应求，电话订货不能如期供货。工地一分钟也不能耽搁的，否则损失大了。到水泥紧张的时候，我得亲自去水泥厂盯着发货，那就是枪货呀，早起五点多就出车，头七点得到厂子里在车队直接盯住，平时厂长、车队长后来甚至司机都跟我混得倍儿熟严，严重时几点到工地必须到不吃饭也得到。长途运输，我给司机买大饼吃，都知道老周的水泥是不能耽误的。甲方那边儿更是祖宗。首先要通过各种关系找买主儿，然后要满足中间人，甲方单位和个人的各种要求。前边儿是要满足中间人，甲方单位。个人的各种要求成交后要先送货后付款。回款经常是一茬儿压一茬，下一批货到才能结上一批货的款，这已是已经是最好的状况了。拖欠款时有发生，甚至有欠一年两年三年的。一吨水泥毛利才五块钱。还要给回扣活，各种打点回扣，到那时已成了不成文的潜规则。所以我这公司就得取名儿“竹吉乐”，逐级都得给伺候乐了，这时公司才能顺利运转。80年代我干装修时已有趋势。那只是材料商给工程队长或者采购员两条儿烟的事儿。我给甲方最多也是做做家庭装修，买套家具之类的，按工程大小而定，双方客气相处。没人敢要现钱。当时还有刘青山张子善案站着呢。到这90年代则有恃无恐了，明着要钱谈条件，以国营企业为最甚。那时三角债遍地。朱镕基上台先清理三角债，债压的企业积重难返，但是企业的三角债压着没人儿管，个人的好处一分都不能杀，一分钟都不能拖。一般私人个体建筑商少有欠债，占压资金时间也不长，回扣在他是小意思，因为整个工程的利润都是他私人的。你保质保量按时给我送灰比什么都好，就怕那大国营建筑公司水泥也送了，回扣也给了，小鬼儿独吞了，阎王没落着，好勒，回款一压就是三年，到头来大掌柜的在楼道里边走边喊，小周儿啊，你跑哪儿去了？三年没找见你钱你也不要了，这三年我不知要过多少回，就是不给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他们拿着公饷，放着私骆驼，吃材料商，供应商吃外包工程队的。一个个脑满肠肥，公家的奥迪车开着，灰色收入比工资高几倍几十倍，那只是90年代啊，到了2000年代更是贪腐成风，上行下效没有一块净土。行行如此。九三年珠海那套已经染遍全国建筑行，甚至搞到无法收拾。一项工程，所谓投标都是甲方捏咕好的，暗送标底，有拿标的，也有陪标的，把戏演足了。中标的工程到手后，对下采取一包二包三包，甚至四包五包，最后直接干活儿的工程队就剩原工程造价的20%-30%了，能不偷工减料吗？买通工程监理，过关了，越是大项目大工程，越是如此，上梁不正下梁歪，从中央到地方全瞄着上头呢，上边儿敢越雷池一步，下边儿就敢溜之千里。款拨下来，先是各级政府挪用克扣冠冕堂皇的扣，然后就是各级建筑单位层层转包，层层留利润，个人捞好处，政府每加一层防范，多一个环节就增加一层损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有关节点上都有人以权谋私，这能好得了吗？到真正施工单位，就剩下做假账假工资表。偷税漏税，所以豆腐渣工程屡见不鲜，各行各业损公济私，吃国家的都有各自的高招。到了演艺界，像范冰冰那样儿的，那么大的进项，十几年漏八个亿，一点儿不奇怪。
二零零八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看电视中的惨状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捐了1000元交到蓝旗营小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大惊，告我别去声张，这小区没什么人捐，更没有捐这么多的。（也许北大清华教授都在学校捐了）。之后一两年，汶川又发水，把新建学校等设施又都冲垮了，电视里演了纯属豆腐渣工程，自此我再不捐款了。这次2020年内地多处发大水，国家只两三个亿的给灾民捐款，而给黑非洲一出手成百上千亿。再动员市民捐款，市民有七万多宗向有关机关痛骂捐你个妹的。在蓝旗行住时还有一次，全民普选，全小区选票未足半数，居委会动员我们去投票帮助凑数。可见小区的高知们对政府的态度。过去教育口是清水衙门，现在人口爆炸，孩子怕输在起跑线上，各种花活应运而生，中学校长在孩子入学、转学、排班上有各种机会，教师上课不多讲，课外班儿上另讲另挣钱。大学教授让学生打下手儿做项目挣钱，一个系书记能有一晾台的礼品堆着。医院大夫拿药品回扣已尽人皆知，就连一个狱卒，他的灰色收入也可能高的吓人，这样以权力为核心，上行下效，各行各业都有“黑招术” “潜规则”，利用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官僚体制的弊病及两种经济的双轨制，加之意识形态上的道德沦丧人性堕落，非常事件时有发生。多少次重大恶性事件电视台首次报道后，总说将追踪报道，结果就没下文儿了，因为其中内幕太黑，越插越深，难以示众，真正苦了的就是广大农民工打工仔和产业工人。就连无权无势的纳税人都成了社会的底层，我干这七八年水泥批发，对整个社会的形态，到具体企业的运作，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兜兜转转，都有了较深的了解。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消灭私有制，而改革的根本就是要重开私有制，发展市场经济与国有的计划经济两条腿走路，因为实践在前边儿已经证明，单纯计划经济与阶级斗争学说相配套，已经是极大的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恢复所有制市场放开。就是重走资本主义老路。按过去马列的老说法，公有制就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私有制就是允许个人先富起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样个人的积极性就会充分调动起来，具有无限的活力，在两种制度的角逐中不断壮大，甚至最终吃掉公有制，而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管理不了自由经济。党国体制的集权制更是与自由经济背道而驰，于是就形成了早期资本主义的混乱和晚期社会主义的腐朽相交织。这就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现状，集权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社会失去了平衡与制衡。私营经济的迅速积累，官商勾结的肆无忌惮，两极分化的剧烈反差，加上一个“开放”，买办资本盛行，国际资本的拉出去打进来，私营经济对国有经济和官员的拉出去打进来，互相利用互相勾结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玩儿的越来越大，越来越盘根错节，以致无法收拾，贪几十个亿是小事儿，霸某个行业不稀奇，黑猫白猫改成了黑道白道，上下勾结，官官相护，鱼肉百姓。如履平地。百姓人人都恨但人人如能有机会捞一把。玩儿一把潜规则都乐不思蜀，毫无道德底线，从思想上形成全民腐败。
说个笑话儿吧。1974年前后，我在西城参加老中青干部训练班，班长是三八式老干部卫生局的局长老董。他在小会儿上开玩笑说，多年不见的老战友儿一见面就问。你干啥去呀？答，我出去找路线儿去呀。那时，路线斗争盛行。毛先生掰着手指头数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屁大的事儿都要上纲上线。而前几年反腐正烈的时候，我见到熟人朋友，还管点儿事儿的，在行当中有小圈子，常在一起吃吃喝喝，酒足饭饱时议论如何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捞点儿，或者利用国家拨款，或者撒网巧取豪夺。说到晚上有饭局了，就是一言以蔽之，叫做搞腐败去了，从“找路线”到“搞腐败”，可见时代的变迁，这就是晚期社会主义的腐朽，在大肆利用早期资本主义的混乱，鱼肉百姓，发各种国难财。
到1999年，水泥厂突然进入破产程序，其实是当时的一种惯用做法。就是地方政府为了甩包袱，把一些地方国营企业欠债太多，积重难返的已无法长期经营下去的找好外资。给外资去办。外资要求你必须债权债务清算干净才能接手，于是地方国营宣布破产，欠银行一两个亿的贷款一笔注销掉，这样也为银行甩掉了包袱，死帐一笔勾销，于是被世界著名的水泥生产商，法国的拉法基公司收购了。捡了个大便宜。该公司前年收购了怀柔一个厂子，一年就扭亏增盈了。又来收顺义的厂子，原来厂里人浮于事，大量裁人下岗，并用法国技术提高水泥产量和质量。后听说很快上了正轨，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自此我也只有退出了，这样自2000年就停止了销售。此后，光追债又追了三年。
这2000年正是家母仙逝的那年，在这儿之前十多年，她已在美国摔断了一侧股骨头，当即做了手术。安了金属支架，术后八九天就上飞机去另一个城市没留任何后遗症，这次是1999年10月1日在卧室没站稳。在卧室兼书房的床及办公桌儿之间没站稳。另一侧大腿股骨头骨折，次日入院手术。手术虽获成功，但病卧其间引起肺部感染等连锁式疾病，终于不治，于来年2月23日身亡。她术后一直未能出院。我每日去探望，买了他最喜爱的马蹄莲送至病房。家母牙口儿上好卧床还要吃排斥。我是她想吃啥就立刻买啥，越到后期她越想出院，总讲我要回家，并预感前景不佳，自己叨念86够本儿了。到最后家父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她一言不发，撒手人寰。母亲一生奉行的就是清清白白的做人，认认真真的教书。她一生为严母，眼里不如沙子，书念得好，在南开中学，很多同学后来都有成就，如严仁英，北京妇产科权威。她病重还来看她。王承书先生，国防工业战线隐姓埋名的英雄。住得近的还有张伟英，北大侯仁之先生的夫人崔书香，北大陈振汉先生的夫人都是很好的学者，家母病重期间都来看望。家母在燕京大学念书时还选修了生物，且成绩好，生物老师动员他改行，她嫌看显微镜费劲儿，未从。从后来常想，当初她要是改行，现在也是大夫了，胸科专家张天民就是她同学，解放后都有来往。太平洋战争时。她在美国就教美军中文。回国后一直在清华北大教这行。由于工作认真什么事儿都较真儿得了个外号儿叫婆婆，我还是近两年才听到知情人说到她有此雅号。其实她这种秉性的人最宜学医。我插队时，她在江西鲤鱼洲，千里相隔，我手懒，她频繁给我来信，我回的每封信中只要有错别字，她都一一加以纠正，多年后，我接触的吴小如先生，祝总斌先生都是如此，原来这些老一代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严谨。关于家母，我在《钻石婚杂忆》中的附录中有回忆文章节选。文革前国家成立了北京语言学院，现更名为中国语言大学。北大的外国留学生汉语语言专修班划拨过去了，作为骨干力量时她因政审被认为有海外关系“不宜参加”，其实还暗含有认为思想右倾，即所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论。所以被留在了北大。调去西语系教公共外语。西语系人才济济，绝不缺她这学中文的去教英语，她想不通，但仍认认真真的教书，全校各系的英文课都由他们教研室来教。她教过邓朴方、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公安部长李震的闺女等等。再也没想到这倒也是因祸得福了。西语系杨周翰的夫人王还顶她那个角色去了语言学院。文革首当其冲。批斗挨揍剪头发，一应俱全搞得很惨，家母第一泼没受太大冲击。文革前的老高教五级，在中央美术学院都是名画家了，可北大池深王八多，西语系尤甚。名教授，如朱光潜。文家驷、俞大絪、赵罗甤、王岷源、杨周翰、郭麟阁、赵昭雄、周珊凤、吴兴华、林云茵、齐香、张祥宝等等高手云集。一打一大片。且属不上她呢。得以幸免。可是第二波，家父因反聂介入派性斗争，除原有的反动学术权威陆平黑帮走资派两顶帽子外，又加上了美国特务反共老手儿老鸨翻天的急先锋。共成五顶帽子属于五毒俱全。家母于是成了漏网右派。美国特务，周一良的臭婆娘。这是三项。两者相加我们子女间接扛上了八顶帽子。好在他们俩谁也没自杀，想不开的话，哪一顶帽子就都够自杀用。子女也没有犯神经病的。只是老外婆有精神病史，二次抄家，见了抄家的人的钢筋长茅柳条帽，凶神恶煞，顿时神经病犯了。说真的，“臭老九们”多还是有一定韧性的。1966至67年两年自杀的不太多，真正自杀集中的是工军宣队进校后搞清理阶级队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代表了组织，使受多年党的“教育”和“改造”的知识分子彻底绝望了，才走上这条道路。
回顾老父母这一生，大起大落真是太具典型性了。她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尤其家父上过私塾，1998年，在日本接受第15届三片蟠桃奖时，上台与日本学者大庭修先生对谈讲到，在家自幼上私塾，请的都是当时的名师，名人授课，一对一的教授。肃静的台下顿时哗然。有鼓掌的，有交头接耳的，极表赞许。之后父母又双双入燕京大学，双双获裴陶裴金钥匙奖，天造地设喜结良缘，家父投身义宁门下。成为业界都看好的，认为可继承陈寅恪衣钵的高徒，家母去清华念研究生，师从闻一多朱自清王瑶等名师，同时还替家父旁听陈寅恪的课。代做笔记。他们后来又双双去美国，受到西方最好的学术训练，抗战一胜利，就“漫卷诗书喜若狂”，热切地回到祖国，这前半生是多么地向上而光明。不料回来就是内战，“独裁民主两悠悠”，“凄凉最是教化界”，“舒卷难做稻粮谋”摘自家父诗。1947年生我，为了买奶粉。把从美国带回的值钱的东西如派克笔等都卖了，总算捱到了解放。这时，自中共建政以来，对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赎买政策。天津爷爷被立为标杆儿。在这种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下，家父自然也归顺于中共了。五一年参加了四川眉山的土地改革，拉开了家父思想改造的大幕，发现自己“原罪难赎”，要“洗心革面”。随着原罪论的盛行，思想改造运动如火如荼。大批从原罪中解脱出的旧知识分子，如“天下英雄”而入汝“彀中矣”。向家父这样的社会经历简单。相对思想单纯一些的人，恰恰是组织首先要争取的对象。再加之随着“家庭股”天津爷爷的一路上扬，出身背景又有了一抹淡红色。顺理成章地跟着爬了坡儿。四五十岁的人要有所进取，有所成就，始自不必说的。所以在一路洗脑中成了党的驯服工具，听党的话，不讲价钱。一会儿搞亚洲史一会儿换成世界史，运动来了写奉命文章成了任党使唤的小伙计，学术上游骑无归。倒是文革的到来，嘎然而止。游骑变成了落水狗。被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打倒、批斗、进牛棚、发干校、腾房，逼子女下乡无所不用其极。领袖为消掉高层隐患清君侧、杀老臣，削藩。搞出个婆娘为首的中央文革，煽动群众，层层夺权，赐全国人民奉陪。一个文革大运动中套着不同的小运动，最后收场为批林批孔批周公。为充门面，将家父等“四皓”就是四位白发老人从茅坑儿里提勒出来稍加清洗，放上台盘，而为其站脚助威，家父经多年洗脑要洗清原罪，在经文革打压蹂躏，更觉“原罪难赎”。今得“上宠”不惜肝脑涂地。“处事没有复杂脑袋，人只剩感恩心”，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现象。先是运动中，可去中华书局参加标点二十四史，脱离学校运动，但一心要“革命”，要补上“原罪”缺的那一课。后又是婆娘指挥“梁校”甚嚣尘上之时，多年老革命的妹夫，我的大姑父登门造访，劝其激流勇退，但他不为所动，铁了心，紧跟着伟大领袖干革命，结果领袖驾崩婆娘入狱，自己做实千古罪名，此后26载，打入冷宫。死后纪念回忆他的文字书籍禁止出版，落下了个遗臭万年。
反之领袖的大旗却被文革他亲手打倒了所谓走资派高高举起加以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以维持政权的延续，和改弦更章的合法性，历史就是这样的吊诡。文革及文革前几乎所有被打入18层地狱的。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的，都脚前脚后地予以了平反。就连副统帅林彪的历史也予以了肯定，这本是应该的，唯独这经组织调入领袖批准。成立的“梁校”却成了党内高层斗争的牺牲品，永世不得翻身。试看一下儿那十次党内路线斗争的“头子”都有了接近客观的评价。这第11次斗争的对象轮到了领袖自己后却玩儿了一个保帅丢车，“捧着阎王踩死小鬼”。而不是领袖当年的“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结果，领袖一生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对他老人家来讲，比挖祖坟还难受。更是现了国际大眼。而吸取文革的教训，新上台的邓大人。和陈云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清楚地看到，文革中老蒋的祖坟毁了。就连岳飞。海瑞霍去病的墓也毁了。而且连自己人周扬九岁儿子也被挫骨扬灰。
选人施政就一条儿，无论如何不能挖祖坟。必须任人唯亲，只有嫡出才能使香火不断。党章中那些“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全是空话屁话忽悠百姓的鬼话。在实际操作中，就是任用太子党秘书帮司机群。过去只有太子党秘书帮一说，我到基层实践中发现司机群不可小视，他们紧贴领导是随从，是秘书，是家庭助理员，更是心腹，是知情人。不用他接班儿用谁？在上世纪中农村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捷时，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进入21世纪变了，乡镇及乡镇企业头头脑脑都自己开车，后备箱里二三十万现金装着。自己一手办了，这时太子党不够用，就把女婿。也加进来，形成一股庞大势力，就是党的主体力量。中国政坛就是如此演变至今的。
家父等一批旧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社会实践中来回折饼，从不知所措到无所适从，最后十年浩劫被焚书坑儒，整个社会就在这地道的反复无常，反逻辑的社会生活中。被搞得道德沦丧诚信全无。
家父在1990年秋录下了林肯:“处世宜用复杂脑袋，待人当以单纯心”就是对他1949年以来的总结，或者说是否定之否定。而他真实的教训就是，处世未用复杂脑袋，待人更缺防范心。这是用林肯所言西方社会的信条总结自己的教训，实际上这在东方极权社会显然是不适用的。是反其道的。这林肯语只能是书生理想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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