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不是书生 2
2019-11-13 周三 00:02
文摘 ： 历史 发布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我本人的背景情况也是时时在变化。在我入党前。自从8341部队帅六厂二校工军宣队进校以后，家父的状况时时在发生变化，先是解除了黑帮劳改大院儿。后又开始开门办学，家父随工军宣队和学生一起去了二七机车车辆厂。估计在我入党前组织外调时。家父的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后又进入十大主席团成为领袖批林批孔写作班子的成员，也就是说我被突击入党时我这可教子女的背景情况。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有直接关系，因为我知道，在党内下级是严格服从上级指挥棒办事儿的。哪一集都要严格按照党的组织纪律办，至少那时是这样的，特别是对与“无产阶级先锋队”背景相反的更是如此。由于我的背景情况变化了，才会立即吸收入党，又提干又进领导班子，仿佛是从对方阵营中挑的政策样板儿，一下儿变成了自己人。也就是说，我是从被利用的转变为被使用的，进而要迅速转为被重用的。进入快速通道。在这种情况下。当领袖领导的全民大批判如火如荼时。全国冒出很多大批判组，如上海市委有“初澜”，中央党校有“唐小文”及“党校文”等等，团市委也组织了个写作班子教“龚青文”。亦即就是共青团的文章。驻扎在中央团校。61那时团校和团中央尚未恢复。学校空空如也，只有我被调入的这班。一行十来个人。每日围坐一桌子学文件吃精神，冥思苦想拼凑文字。领衔的是张学敏，团市委副书记，原来自动化研究所上来的。活跃的是戴德慈，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团市委办公室的腾毅是总后勤，我是缩头乌龟，基本不发言，因为我本来就认为这意识形态搞不得，因为家父是搞历史的。解放后这意识形态领域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批《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胡风批，邵荃麟、海默、孟超，再后来剪伯赞批吴晗批“三家村”到搞起文革。我六零年后上初中就刻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印章。与之前我刻的“百花齐放”成鲜明对比，家中早已悟出意识形态不是好搞的。1963年我二哥考大学时，家父坚决不让他学文，告知学文必受批判，结果“文豪”而上了清华无线电系，所以我在写作组里表现消极，不久就主动申请想回原单位，被批准了，逃过一劫。
殊不知，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脱离虎口，又入狼坑。我在团委干得正欢时，领袖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春节期间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总理和江青一行都到会，抛出批判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从此都投入其中。大会之后几天，又由“梁效”大批判组的汤一介和家父出面解释文件。在这之后不久，宣传科长李鹤鸣又出了问题，被免职调离。组织上就把我调回宣传科升任科长。另一基层副书记调来任副科长。我的厄运来了。
75年一年还算消停。不停的组织全系统批判大会，审稿，开常委会，区委扩大会文山会海不得闲。到了1976年4月5日，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四五事件。实际上从七五年的7，8，9月就已不平静，按后来中央文件讲，是7，8，9月，谣言四起就已不平静，是中央的矛盾，“旧政府和新文革”的矛盾传到了民间。可我忙于工作，住在机关。不接触社会，天天跟着中央和市委文件走。一点听不到民众呼声。而事后证明，那些谣言都对的。二是听一星半点儿的也不信。百分之百的脱离群众已成为了党棍。党让打哪儿就打哪儿。4月5日那天下午，突然党委开常委会，宣布晚上要派民兵去天安门。会上指定由党委副书记于秀芳带队任总指挥。我任副总指挥，组织工人民兵。七八百人在金水桥以西的观礼台上驻扎。那于秀芳是李素文式的劳模出身。在中南海里的小卖部儿干过。是市妇联委员，主管工会和青年团，妇联。曾是我的顶头上司。那晚观礼台上，金水桥以西归西城。工人民兵都站满了，有几千人随时待命。只见到后半夜纪念碑那边儿灯火通明。隐隐约约看见人头攒动。后来知道那是公安在抓人撤花圈。再晚些时候没动静了，上边儿来命令，让我们都撤了。为被抓那“一小撮儿”这边儿都布满了人，金水朝东边归东城。好大的动静儿。
很快。顶多也就一两天后见报了，说“四.五”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委出了第26号文件，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开展批判。先是召开区委扩大会，也就是个街道局处党委常委以上人员参加传达吴德市委的第26号文件。就是过去所谓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我那时刚转干43块钱工资，民间私下成为25级老高干。但是常委需参加会。所有这些扩大会都得去。后来我才知，那时对于四五事件群众中众说纷纭，特别是家住东西城，崇文宣武的很多人去过广场，纪念碑。转不过弯儿来。对平息事件是抵触的。在干部队伍里，通过学习是一边儿倒的，与组织是一个口径，最其起码从表面上是这样儿的。我则是完全被市委文件所左右了，心无旁骛。很快，区委宣传部就在区委党校办起了所谓理论学习班儿。主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学习市委26号文件精神。批判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意在尽快帮助全区的人民群众跟上党中央的步伐。转好湾子。其实这完全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在实际不过的问题了。全区20几个街道局处各派一人。也不知是区委点将还是单位推荐，反正副食党委通知我去参加。会议分两个大组。有分有合，由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周同贤主持。除了中央和市委的文件之外，还有北京市公安局汇总的一些情况汇报，这样经过群策群议，整个事件就按上边儿的思路有血有肉的体现出来。最后在全体会议讨论基础上。周同贤宣布每组出一个人进行总结宣讲。我这个组他点名儿由我宣讲，另一个组由第二工业局牟新艇宣讲（北京四中毕业的）。宣讲试讲通过后立即推向全区街道，局，处宣讲。区委急需向全区灌输，让所谓不明真相的群众转弯子，而广大群众才是最明真相了，很多人多次去天安门，诗抄都在私下传抄了不少，而我才是孤陋寡闻，一屁股坐在了组织的文件一边。在很短时间内连讲了二十来场。全区各大礼堂讲台都上去了。场场有录音，最多时七 八个麦克风对着我。以便有单位拿回去放录音。而累计直接到会的就得有两万人，65鸡毛又上天了。由于时间仓促，我都没形成文字稿，只有两三张稿纸的提纲就一讲一个多小时。那时连轴转，周六周日都有开讲。大概是区委感觉效果好，还安排我俩在区委常委会上讲了一次。在我们副食系统只有个别支部找我讲过，全系统并未讲话，以至后来我为此挨整在系统党委扩大会上作检查是空对空。
此次宣讲高潮过后不久。市委在党校办学习班。大概是宣讲成功吧。单位通知我去参加。也不记得西城还有谁去了，学习班上见到了市委宣传部长黄森和副部长白涛（女）。上班后回单位，党委就通知我。到区党校去上班。我还住在管理处。白天到党校上班。当时党校校长是周赤萍。副校长为刘敏。系文革前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这老太太的丈夫叫王惠德，是文革前中宣部理论处的副处长兼学习杂志的主编。文革后任过中央马列编译局的局长。和中宣部副部长。教员中有同代人即为四中的马凯后来的国务委员。我归刘明管并没派任何具体任务，后来知道是储备干部把我先放在那儿。等向市里报被批下来，去区委宣传部上任。课间休息，还偶有和马凯打乒乓球儿。
66多年后，我已调离西城。到护国寺中医院去找前区团委副书记刘乃信治我这老腰病。他也早已下野，在那里和中医骨科按摩大师董大夫学手艺。而团区委书记去了北京市邮票公司。正如一位老革命干部儿跟我讲。共产党的干部跟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儿的。一次。刘乃信指着一位来看病的老者跟我说，你不认识他，他就是区委大院儿的工友儿，老劳模。当时宣传部副部长的桌子都给你搬好了。就是他班的。就等市委一批你就上任了。这时我才想明天去市委党校参加学习班是提拔前的最后考察。可是我这鸡毛变韭菜啦。不像马凯干部子弟四中老红卫兵风云人物。马进下台后，陈云之子陈元来任区长。他步步高升，做的是直通车。
在区委党校，重要的一件事儿是认识了刘敏老太太。那人很好，谈得来，她突然提出要给我介绍对象。这些年我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情况和处境一变再变。文革的狗仔子逍遥派，别人串联我未去，别人打牌混日子，我忙着画画儿上瘾。别人初恋，我是狗仔子想都没想过。插队落户我想倒插门儿没人儿要。自立门户。刚盖两间小房儿也说不上媳妇儿。回城来，摇身一变提了干团委还要带头晚婚晚恋。“可教子女”在干部儿堆儿里还有点儿另一路。人家还是要看你的出身的，而最重要的是回城后自己没安定下来。考虑不了那一出。另外，在铁道部系统的姑姑提醒我。你要当干部儿搞对象，就得考虑对方出身。一句话点中了要害，想想身边儿的朋友，文革日益趋左。多位高知子女为摘狗仔子的帽子，都找了红五类子女，就为的是改换门厅。把过去的门当户对扫除一空。而这时，刘敏阿姨介绍的对象正是革命家庭，还是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阎王殿”里的人。毛先生有话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儿。这处长已属“小鬼儿”一级，中宣部没有局，部一下就是处，就是处相当于局级，可当时已被贬下来了，到了卫生部中医医院任第七把手儿，跑谢富治老婆刘翔平手下了。而且还称病在家养病，那时老干部一看风向不对，或上边儿不待见立即养病，是通行的潜规则。其母那时是北京市新华书店总店的一把手儿。加没挪地方，仍住沙滩中宣部那几幢干部楼里。也没压缩住房。该人东北军垦多年好不容易才转回北京。在某建筑构件厂务工。也是个笔杆子，景山学校九年一贯制出来的。隔了那么多年，俄语一串儿的说，勤学好动，充满活力。一米七的瘦高个子还蛮般配。双方一拍即合，进展顺利，为了促成此事，党委将西四羊肉胡同内的一处库房，是筒子房休整了一下分给了我。之后又由我们党委常委中负责安保的傅承业同志68经手将我在平安里副食大院中的集体户口转入该房落户。这样儿只要收拾收拾房子，购入家具，就可以入住结婚了。我一生跟折腾房子有缘，又是一通收拾房子。
那时购买家具要家具票或侨汇券儿，我还是跟八姑八姑父要的侨汇券儿。总算一步步办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无奈风向大变，领袖驾崩，领袖夫人落难。领袖亲选的接班人反水联合老臣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不是三下五除二，而是“五缺一下四”。下四就是下来了四人帮。缺一就是留下了毛泽东。这样扭转了乾坤，这本是大快人心的事儿，可对我来讲却是灭顶之灾：
首先“梁校”成了黑班底。领袖钦点的冯友兰、魏建工、林庚、周一良四大教授。原本是为领袖和婆娘（林彪语）站脚助威。吹喇叭抬轿子的。却成了（梁校四皓），一夜之间，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成了比黑帮还黑的黑帮。如果说家父那当初的五顶帽子是铁证如山的铁帽子。那“梁校”这顶帽子则是不锈钢的制品。如今，那铁帽子早已锈蚀。这不锈钢帽子却越戴越亮！古有“商山四皓”被后人传颂，今有“梁校四皓”载入史册，遗臭万年。如果说当初文革中我们子女扛着家父的五顶帽子，再加上家母的三顶帽子共八顶。
我是待业青年，无冕之人，环顾左右邻居，发小都彼此彼此。你黑，我黑，他也黑。黑压压的一片黑。这时则大不同了。我飞身可教子女的身份翻上云端，而多少书生子弟仍被出身论的阴魂缠绕着，很是烦心。曾几何时，我一个倒栽葱跌入谷底。哥们儿的话说。就是底儿潮了。一夜变成了“梁家子弟”，臭不可闻。在干部堆儿里，我更是觉得舌头都短了一截儿，原来我就是多听老同志的，少说多记。现在变成了沉默寡言了。很快，单位就派我下基层蹲点。我明白，这是支开我。这可不像当年跟军代表下去。也不是商业学大寨时自己带队去地安门副食商场蹲点儿。再转到1977年1月。干校半年一轮换。就派我去西城五七干校。昌平立水桥儿劳动。那也不是1974年在干校参加青年干部培训班的阵势。那次三八式老干部，区卫生局长老董领导我们，他还是老中医出身，专为考察待提拔干部还给每个人把脉。说我脉象好，那次我是热门儿干部。这次倒好，干校校长赵振标是原副食一把手，马洪道来，他调去干校。我选团市委委员时，他正在副食。我文章中写道“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他笑着说。你是国民党投降的啊还是怎么怎么着的。这次。下干校一去就给我安排了两个队中的一个队的副队长。估计后来区委给他打了招呼，我没上任，就换人了。团区委副书记刘乃信也去了。也是另一个队的副队长。我有事儿找他还办。估计也是要下调的。
八九以后我再找他。他已经给台湾老板干了。我对上的姜队长是什刹海体校的书记。复原兵。时不时嘲讽我几句，我无所谓。狗仔子听惯了。我干活儿一如既往，插过队的这点儿农活儿能用应对。吃饭时，我小葱儿手攥着一把一把的吃，赵振兵看着新鲜，边说边乐。仍对我挺好。跟当年在副食机关一样。我心里暖暖的。
共产党队伍里有好人越危难越可见。半年干校生活。到六月份回来，人又黑又瘦，可还是比农村盖房时强多着呢。
回到副食。我爹黑了。大小报纸，所有批四人帮的文章几乎都提梁校，经过文革十年的创伤和压抑，没人不恨四人帮。四 五事件平反后，天安门诗抄处处可见，我就等着天花板上那只鞋下来了。心中暗想，怎么老不清查我呀！那种每日无所事事，呼之欲出的劲头儿格外难受，而且我急切的想尽快把这段儿了。我好另谋出路。我知道，我完了彻底完了给共产党干，我一天都不干了。但也没人儿用了，七七年就有报考大学的了，那是最好的出路。
终于那只鞋落下来了，正在这当口儿，那位女友找我来了。快一年不见，双方很冷静。她来要回放在我这儿的照片和台历，意思就是断交了。那时候，他父亲又重新出山了。他本人也有升迁，调到局里的宣传处。我们两家和两个人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了。其实我早该断，事一出来就知道这事儿黄了。我死无葬身之地，丝毫不想继续这种关系。以免拖累她。我多次向她表白，她却老想挽救我，嫌我转弯子慢，还给我强调“重在表现”。我知道她干她家也是断不能干的。那旧中宣部的干部。得有多恨文革，恨四人帮。而且明摆着我已是一个废人了，他们历经党内多年多次的斗争，什么不明白呀。而且她在这个时间档口而来。是有小道儿消息知道我该接受清查了。来的正是时候，我对他没有丝毫的埋怨，我知道像我这样情况又是这样背景下的恋爱是有十个、一百个女朋友个个都得跟我吹，吹是正常的，不吹是反常的。我知道我要重新换成另一个人生活了。她的执着使我感动。我从心里知道，她是个善良的好人。但无情的事实使有情人成不了眷属。本来他父母要来看我父母，就在事发前夕。那时家父说，不用他们来，我父母主动去看他们。父亲历来是这样客气待人的，10月6日四人帮被抓。她就告诉我，其父母身体不适婉拒了。于是我们仍按原计划那天周末进了城，去了王府井萃华楼吃的饭，那时“梁校”已被查抄封门。她家为何拒见家父母都明白，家父还风趣的说，姚老板（女方母亲）还得卖我的书吧。
家父尚不知，马上就要五雷轰顶。女朋友的到来。我头顶上悬着的恋爱，这只鞋也算掉了下来，至此。两当子的事儿都算落听了。不知是双喜临门还是双祸临门了，反正天塌了，我一人儿擎着吧。
这样自一九七七年八月至十月三个月期间。西城副食共开了我三到四次党委扩大会，也就是我的“讲清楚”会。所谓党委扩大会范围就是二十几个基层党支部职位以上的干部。各支部五到七人，加上处机关十多个科室的正副科长。共一百七八十人。在大小会议室加上一些科室分会场开会。听我在当年常委会的小会议室做检查。然后分头讨论批判，最后由各分组的组长返回小会议室代表各组对我面对面的批判，或者叫汇报讨论情况。党委常委全部在场参加，声势浩大，可是反常的是我在区委学习讨论的之后又在全区宣讲的，事前区委无一人找我谈话，只是由副食党委通知我准备开会讲清楚，即作检查。这本应该是由区委来主持的。另外，妙就妙在全系统除阜内一个支部听过我宣讲，剩下没有任何人听过我宣讲，会全前也未再放过我的宣讲录音，让这100多号人听听，那无异于放毒。副食自己没有录音，得区委拿出录音。关于几年来我在副食的工作，没拿出任何批判或批评意见。不知是会前交待了不涉及还是没的可批，反正要求我个人的就是对错误宣讲作出检查，讲清楚，于是在会上。我是竹筒倒豆子，把事情的全过程一五一十叙述了一遍，凡能想起来的全盘托出越细越好，因为没有任何可隐瞒的，越细越解脱我自己。写了几十页材料。又一次大会宣讲。妙就妙在这次有了文字稿儿却每次检查或所谓讲清楚后，稿子从来没让我上交过。到分组讨论完各组组长到小会议室集中汇报情况，也就是对我面对面批判。党委常委都在场听着，可是各组长互相推诿你让他说，他让你先说，谁都不愿发言，谁也没听过我的讲演，又都跟我熟，文革挨整和整人的教训还都在他们脑子里。西内支部书记柳千做过23年党委委员，一直是基层支部书记，硬是在那儿推，不发言。党委书记马宏道就主持会议，不批判发言，至今我只记得副书记张慧峰说了一句。我就觉得你是有上线儿的，意思是我上边儿有来头儿。狗仔子变成了上头有来头儿了。
那时王宝簾儿已调走。早前在党委常委会范围内突然对他发起过批判，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与在副食工作无关。我参加会，如坐飞机一样，只能听着结果。后安排王宝簾到区第二工业局，仍是任副局长副书记。张慧峰来接的他。管业务的韩文一言不发，复员军人李景川光是抽烟，于秀芳对我既往的工作未提什么，常委组织科长周庆云也是抽烟不说话。另一名年轻常委王秀芬儿在我之前已经翻车了，他跟文革支左驻他们店的军人有一腿，毛去世时两人正犯事儿被抓到免职了，所以汇报会没开出批判味儿，会下常委管安保的付承业老兄跟我最好，也住机关私下跟我说你怎么不哭啊？人家检查都哭。我心说你妈了个逼的，我还想乐呢。这根本不是我的事儿，区委应该承担。这事一和我父亲“梁校”没关系，二跟团市委委员没关系。我要是证据确凿的黑线人物，区里早来人亲自指挥大做文章了。这本是区里发生的事儿，应到区里去审、去批。即未拉上去，又不下来人，推给基层党委就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儿，这纯属区委丢车保帅。甩尾巴玩，我做牺牲品。把自己蒙混过关。每每想起我怒不可遏。没地方说理去。会后让我继续反省，过些时候再开会，我的检查稿儿从第一次到末一次，基本框架没变，只是冥思苦想添加细节已把事实说得更清楚。三个月以后就停止了。发配我到西安门支部下属的一个点去劳动。重操我以前每周半天而下基层卖猪肉的行当。那时，我早已练得左右手一刀准的本事了。这实际上是把我挂起来了。因为那时市区两级清查正在紧张展开。将我留在运动后期处理。这是我党的一贯做法。自此，我仍住管理处（平安里）的宣传科。但院儿里任何事情不参加，过去几年我都一早儿擦宣传科四间屋地面，后加团委一间，现在早出晚归，只在院内食堂吃饭食堂大师傅对我一如既往，我回去晚了，没啥人儿吃晚饭了，刘师傅，张师傅有时似乎给菜还勺儿重了点儿。
我想到我狗仔子下乡，村儿里贫下中农没一个挤兑我的，你干活儿实诚就好。人家不管你是黑猫白猫，是我自找要参加村儿里“阶级斗争”活该。
到第二年1978年夏，雨季来了时，刘师傅跟我说。小周儿啊。你的家具老搁那屋里头一下雨反潮，时间长了就要不得了。那是我倒台后，傅承业经手把我户口又转回了机关，把家具找人运回来，存在院儿里厢房的小空屋里。我一想也是，卖了吧，谁要啊？于是我趁晚上自行车棚腾空的时候，托老付他们帮助把柜子，床啊，等几件儿搬到车棚中，第二天一上班，卖球。那年头儿家具是热门儿要票的，我不收票一抢而光。又卸了一个包袱。我去西安门劳动那里一点儿不生疏，我在团委时，后来调上来的团委副书记76姜云妹就是那儿上来着。那儿的党支部儿老韩跟我都熟。我在那儿卖肉，老韩上柜台上来看过我，我上班来，下班走，无官一身轻，比原来当干部时候轻松多了，可是头脑中的阴云始终笼罩着我。七六年，我的头发一下就白了许多，“原来没有”。耳朵里老是知了叫个不停，后来才知道是患了耳鸣。从此，我就开始了少白头。另外，耳鸣伴了我几十年，至今未消，这是给我永远的纪念。
大致就在我挨完整去西安门卖肉时，党委副书记胡锡吾找我谈话。他是“四人帮”一倒台，原来报上批老干部是经验主义，要打土围子，甚至有的是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西城抓的典型就是他，撤了他西单百货商场一把手的职。那跟副食是平级的，如今形势翻转过来了。虚伪！立即任命他为副食的副书记走马上任。并兼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和宣传科科长，正好儿顶上我那两个职务。他原称病在家，区委赶紧把他往外请，我看他好人一样没病。老干部避风的绝招儿就是养病。他找我谈话，无非就是想缓解我的情绪，要我正确对待，安心等待，组织是给出路的，即毛那句指示。给出路是我党的一贯政策。怕我闹，甚至怕我自杀。我迎面儿就说，我不知道怎样对待，就算是正确对待了。那陆平在北大斗个死去活来，斗倒了批臭了，最后算是正确对待了，重新安排到七机部，这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瞎了，又是二次批斗新账旧账一起算，我真不知道他得怎样对待才算是正确对待，我话比他话来的还多。肯定是常委没一个人愿意面对我谈，他刚来是生脸儿，马洪道只能派他来谈。回想起前不久自上而下给个别表现好的干部调工资，全管理处只有一个干部名额，我参加了那次全体干部大会，也是他胡锡吾出面讲的，他说：“咱们管理处有的同志曾经表现突出……，但近来情况有些变化……，不宜备选……”。我一听就是点我名字，怕有人选我。其实他不讲，我也早已没有那个奢望了。他是怕有人选，不管是起哄，还是认真选，党委下不来台。会后院儿里立刻有人在院内扬言：什么问题？审查起来没完，好孩子也得学坏喽。此后我也想我家里黑，自己臭。发干校挨批斗，对象吹房子退家具退。退家具卖，我已是如老农讲话被整的“秃天寡地”了。还有什么好呢？拉倒吧。反正。我是猪八戒摔爬子，不打算干了。
我在单位公开声称给共产党干，我一天也不干了。那就需要自寻出路。细想，别无出路，重操旧业吧，能救我命的还是画画儿，干吧。从于是从西安门那店再往前骑车半站多地就是当年的老北京图书馆。我心一横奔那儿吧。凭我手中的宣传科长的工作证儿，随时可以借画册，当时在那儿看，查好编目，退了再换一本儿，看完一本儿，退了再换一本儿，应有尽有，我大开眼界，古今中外，美不胜收。西安门卖肉那儿我不上班，他们还以为我管理处那儿有事儿了。就是知道报道老韩那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人儿给我上告，管理处人见我还是每日早出晚归，这时我周末也有功夫回北大了，时不时买点儿好吃的挂在我住屋外房檐下。一次我晚上去屋后房檐下拿东西，后排房向东错两个门儿的门突然开了。付承业出来了，一看我没事儿拿东西，立刻又关上门儿了，原来他住那屋夜里还兼带着看着我别出事儿。党委还得对区委负着责呢。倒是好意，弄得我挺烦。我才不自杀呢，我杀人的心都有了。一个够本儿，两个赚一个。我才不干那傻事呢，我在想这北图的画册我也看差不多了，干脆卷铺盖回家吧。我这些年自插队下乡到返城回京，一直在外面儿住，什么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什么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什么不株连子女，见他妈的见鬼去吧。我跟谁也没打招呼。凉锅贴饼子蔫溜啦。拜拜了您呐。回家后开始听说七八年招生中还允许老高三的报名，我复习了一段儿功课，跟党委一申请报名还是结论没下来，不让报考没辙，眼瞅着发小和老同学鲤鱼跳龙门，实现了大学梦。我真气不打一处来郁闷极了，殊不知下面儿郁闷的事儿还没完呢，接踵而来，不让我考大学就还画画儿吧，这时画家李宗经早已去世，他患直肠癌手术后转移了，想补一补，我曾帮助从西单菜市场买过一只老母鸡熬汤，那时供应差，买个鸡。都难得，还得去走后门儿。之后粉碎了四人帮的大好形势下，他因不堪忍受痛苦，又怕托累家人。在家上吊了。告别式时，他家给我有通知，希望我去，那时候我正忙没去，真是没情没意，多年后我听他夫人周珊凤阿姨讲。周见状立即叫孩子去找江伯伯。那江伯伯就是五七年时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反右时成了江丰反党集团的首领，孰不知他们当时是极左，强调艺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映工农兵，歌颂共产党，而国画儿都是文人画闲情逸致个人兴趣，所以反对国画却被打成了右派滑天下之大吉，人为的破坏使他们砸断了骨头连着筋。人死第一反应就是找江伯伯，我想胡风集团也是如此，张罗联盟更是如此，章伯钧与罗容基本是死对头，捆绑在一起打倒，那就再也分不开了，“梁校”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李先生走了。那我只好另找老师了，结果到处碰壁，我三姨帮我找过他同事罗萨林。其丈夫为司徒乔的弟弟，中央美院的司徒杰。罗看我画说我画的灰暗，心情抑郁，婉拒。家母的同事刘溢清是外院刘士沐的闺女，主动提出帮助我找沙孟海（西泠印社社长）的儿子沙更世，他在人民美术出版社是老编辑了，推说天热，婉拒。家父1974年参加中日恢复邦交代表团。就是廖承志中日恢复邦交代表团。去日本其中有版画家古园介绍我找他，我去他家他很客气，我想学画或随便找个跟美术有关系的工作，他对我的水彩画儿蛮有兴趣帮忙，可无能为力，那时他还没有权。我自己钻到钟灵家，那时候，他从美协被贬到北影厂当画布景的头儿。手下有四五十位美工。画布景的美工活儿脑体结合，有时很累，我也想干，能画巨幅领袖像的话，电影儿布景总可以吧。他哪儿敢收啊，我盯准他多次去在他那儿见过丁松时有去他那儿，不分彼此，还提及东北劳改的事儿种种。一条大河破浪宽的作者刘植也去他那儿，也是东北劳改过的，他那儿仿佛是右翼俱乐部，方成也有去。就是没有见过米谷。有一天，钟灵说：“你父亲是哈佛的”。他摸过底，不敢办。我老去，有时在他家吃饭。他随和好交往，还给家父画了一副白石风格的虾。他投师白石门下，我在那儿还见过白石小女儿齐良芷。这些朋友帮忙均未有成，后来还有计时付费的。找了师院油画系的黄金生老师，他是李宗英先生的学生，我去过他家两次。再去他就不在家了，去图书馆了。闭门羹，唯恐避之不及。就这样到处碰钉子，才把脑门儿上碰出一个大黑叉子，“梁家子弟”。他年我请人为我治了一方印。“梁家子弟”，四个字儿。有回音的就一个，就是清华大学的吴良镛先生，他当时应允代为留意，又过了两三年专程来到我家说建筑系拟找位家具设计师问我干不干，那时我也有事儿做了，即表感谢，还就是这老人儿能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一年多，我只是发工资时到单位去领，见到人也没啥好说的，拿了钱赶紧回家，游子在外漂泊了八年，终于回家了，而且是因为这种情况回家，这时才真会真正体会到家是最后的港湾。
到1978年秋季，我在圆明园花了一批小幅的秋季秋景油画儿，那里号称是北京的枫丹白露。我在房间里挂满了一墙，没事儿躺在那儿欣赏找毛病。这是画画人的癖好。正这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机关组织科的，老董，他也是常年住机关的，久违了，他说没事儿来看看，我以为是来动员我，命令我上班呢。并没有，他聊几句就走了，那准是组织上派他来探虚实看死活的，后来听说单位有人反映小周儿不上班，还发他工资发他工资奖金，党委书记马洪道发话了，工资奖金一分钱都不能少，这经过文革挨过斗的老干部都明白这个。人不出意外就行。
那一年我还去了趟天津，是天津我爷爷做白内障手术。天津启子辈儿的都在上班儿，忙，没法儿陪床，我再等结论，没事儿，于是叫我去了，要说北京的启字辈儿顶属我跟爷爷奶奶亲。因为我初中得了腰间盘突出症，在北京久治不好，就利用寒假去天津，吃住都在爷爷奶奶家治疗，一个寒假挺见效。我爷爷藏有近千方汉代铜印在治印和鉴赏上，给我很多指导，而这1979年正是文革后反思文革思潮最烈时期。报刊杂志反思文章风起云涌，一些老干部蒙受不白之冤，骂得很凶。例如华北局书记郑位三穿着睡衣在公园儿里骂。可是我陪爷爷，他一字未提，可真是沉得住气，我想他什么都明白，历经北洋，民国到中共掌权，他什么没见过，北京的胡彦兵开着卡车到天津来抄他家，他跪搓板儿剃小平头，铜印扔一地，至今有几方国宝级的下落不明。66年10月1日国庆节上天安门，周总理看他那小平头儿新鲜，什么也没说，估计心想，我以往见他不这样儿啊。从我爸爸的“梁校”到我挨整，什么也没说，真是一种涵养我可不成，组织迟迟不给我结论，这样挂着我，我真熬不过去了，憋了一肚子邪火发不出去，有一次去取工资。一下火冲上头。开牙，破口大骂。我操你的妈。我操你的祖宗。我操你妈中国共产党西城区委员会我操你的祖宗，中国共产党西城区委员会杂种操的贼操的，你妈了个逼的中国共产党西城区委员会。我这辈子也没这样骂过人。我把在农村学来的各种语言与骂了个遍，反复的骂有多大声儿吼多大声儿。足有十分八分钟。到骂不动为止，宣传科里人不全，有中途离场的，有坐那儿一声不吭的，声音之大那排房的前后甬道上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曾经的党委常委运动办公室主任宣传科长，如今的“梁家子弟”，以往那个温文尔雅知书达礼的小周。会如此暴怒。骂够了，我扬长而去，继续不上班。
到下一个月我再去领工资时，我科里的干部郗丙臣“原糕点厂的职工”劝我别这样儿，这样反倒没好处，我不至可否。七九年考大学，居然对老高三又给了最后一次机会，我申请报名仍然不批。这冷战走到了尽头，就得有一有一场恶战我已忍无可忍！！！一肚子邪火儿发出来，免得癌症。就这样，一直拖到1979年9月的一天，党委通知我到区委去一趟。回想起来，我最后一次去还是三年以前，1976年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我还没倒台，记不起为何事而去。当我穿过宣传部时，听见里边正放我宣讲的录音，放一句停一句。是要整理成文字，以利于审查批判。我一共讲了20多场，二十来场。每次大体一样。由于没有文字稿儿，每次都有小的改动。他们都得调来放一遍，真够一办。那时我己意识到挨整的日子来了。又是周同贤亲自在听。当年宣讲是格局，请区委并未露面儿。现场也无区委人参加，现在如听出大问题，应是立即揪出我来。结果不想一拖就是三年多，把我一生都断送了，那次是组织部叫张安邦的人出面与我谈话。我不知此人，事后打听到是文革前杜若旧区委组织部的老人儿。现在马进区委倒台了，新区委把胡汉三又请回来了。就这个大换班子劲儿，旧区委不少老人儿又回来了。沉底了十年也真不容易。他矮个子清瘦，一脸胡子茬，有50多岁了。多年后是周东贤告诉我的。张后来患了肝癌故去，他找我谈话时估计原组织部副部长杨凤芝也早已小孩儿拉屎挪挪窝儿了。张安邦手拍着办公室上放着的牛皮纸档案说。经审查，你属于个人认识上的错误。区委决定免去你西城副食党委常委宣传科长的职务，由副食党委安排你去基层任革委会副主任。你档案中，如果有什么被审查的材料的话，我也都给你撤出来了。这话说的，当时你们各级党委。诸多党员干部谁认识正确了？敢起来反对中央定性和市委26号文件？这明明是在区委党校集体讨论的成果。宣讲是区委的一大举措，或许还走在了其他区的前面而受到市委的赏识。结果形式大翻转，立即就变成了我的个人认识上的错误。这错应错在区委党校的讨论。错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情况材料，错在市委26号文件。错在党中央毛泽东当时对事件的定性。一古脑儿推给我个人，真是拿我当替罪羊了。既然是我个人认识的错误，那就跟我父亲的“梁效”没有关系，也跟那届团市委没有关系。跟谢静宜的团市委书记更没有关系。本来我常年住机关，家都很少回，团市委委员，只是挂名儿都毫无关系。却因此而审查我，不审查另一位牟新艇。多年以后，当档案落到我手时，我才知道，1979年二三月间，北大历史系就有来函明文告知周一良，经审查通过。不应影响子女，而我的解脱一直延迟到了八九月。这纯属是西城区委内部清查尚未结束。他们都自身难保，谁还管我呀？后来才知道区委大换班子了。马晋调任北京市农场局管理局任职。与西城是天上地下。西城市中央所在地。过去是周总理加倍重视精选，杜若当了多年区长。1966年，马进是李雪峰来时那批从上海调来的干部。盘踞了十年。所以张安邦大有救我一命的口吻说，如果有问题，有材料，就早已撤出去了，应该是根本没有。实际应该是根本没有。不存在撤的问题，因为我20多次宣讲没有出“圈儿”。本来“圈儿”外的我也一概不知道，极不接地气。有问题早拿我当靶子了。我这狗仔子，“梁家子弟”又是谢静宜团市委树的典型。早该把我揪出来了，上钩下联，左右旁及非置我于死地不可。结果最后就落了一个我个人认识的问题。连立场问题都不是。
何来处分。只有免去职务，另行安排。到21世纪。周同贤因其他事儿找到我，一上来就给我赔礼道歉，事隔30年后一切以真相大白，他态度之诚恳反思之深刻，让我动容。他代表他和老卢（当时的宣传部正部长），那时候叫宣传组。向我赔礼道歉。但他们早已退休，只代表个人不代表组织。我知道，组织是不会道歉的，他们永远是对的。即使整错了，你也该三个正确对待。他一个1949年前后的热血青年现在什么都看明白了。我们谈的非常投机，我要给他送书，他说他都有，他儿子在深圳，经常从那边儿给他带出来。我理解的那边儿就指的是香港。宦海沉浮，他后来调任西城区体委任职。这是在预料中的。
88从区委回到管理处，我前脚进宣传科。党委书记张惠增后脚就到。俩人儿进了里屋，我原在那屋。他第一句话就是略带感慨的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理解，就是动员我打起精神再干。他说20几个基层革委会。你看你想去哪儿让我自己选，我说我想干美工，画广告布置橱窗去。这是我当年来副食向往的工作。在我受审查期间，接我班儿的团委书记姜云妹听说我在家画画儿，就拿了他弟弟的证件照片，让我给画个小幅油画像，我照办了。因在我被审查时。他在下边儿说，小周儿，没事儿，是好人。他拿到画儿很惊喜，说画得真像，在单位到处拿给人看。院儿里人也都知我会画画儿了。
后来党委经过研究同意了我的请求，那前后，一次组织科特意让我看了区委一批任免名单的文件，上面儿有我，算是落实了。我回到宣传科科里，与我年龄相仿的复员军人，干部子弟，家住一个大四合院儿，父亲早亡，母亲估计也是不小的干部我从不打听。但去过他家。这徐晓民笑着跟我说：“小周儿啊，你还记得吗？你上任时说你们等着瞧吧，早晚有一天我怎么上来会怎么下去。你言中了”。我一阵苦笑，从政的不可靠，让我跌得好惨。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政治的肮脏，真让我有了血的教训。
告别了机关，我于是到西单副食品商场干美工与原有的老美工袁甦和小吴儿俩人儿一块儿。我每日清晨从北大骑自行车到西单上班，晚上沿着夕阳往回骑，中午食堂有饭但没地方休息，这样利用中午又结识了组织技术科的美工楚震、任小楚，又认识了西单影院美工汤传杰等人他那儿有地方儿方便。常攒一邦人画模特人像。又跟西城文化馆搭上了钩，去那画，互相熏陶。技巧在恢复的基础上有所长进。
那时随着改革开放，经济越发活跃。政策也放灵活了，副食为了活跃市场，长突击布置，一批广告牌子。于是组织科拿出一批资金找我们一伙儿人连夜突击来画，报酬不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时常能挣些外快，记得有一年中秋节前夕在白塔寺副食商场日夜干，店长老郝陪着吃完晚饭接着画，开始大家还边画边说，一会儿就都没声儿了。不是睡了是拼了一口气儿完了算。天亮前把广告牌子全给装上了。我又回到在乡下手艺人耍手艺画领袖像的定位上去了。我这只挣43元的“25级老高干”每月挣得外快只多不少，幸亏我有这一技之长。二次落难又用上了。这在作家肖复兴写的纪实文学集《绝唱老三届中》中“人生如戏”一篇写我的文章。就是这样定位的。
经过大起大落，我的生活又从头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解脱不久，十月初我就结婚了。这些年，我从下乡到回城，风风雨雨，上上下下。到彻底垮台，以戴罪之身，在家赋闲的时间。发小儿陈小悦上门儿提亲。我们两家儿是世交。令尊大人在哈佛与家父同学回国后，是清华水利系教授，令堂在清华附中教书，早就与家父相熟，52年院系调整前，我家住清华胜因院22号，他家住新林院儿多有走动，我二哥上附中时，高老师教他语文，我们搬北大燕东园后两家老人仍有往来。小悦本人与我又是清华初中的同学。文革期间又多有来往，后来他延安延川插队，我则去了京郊农村。这时间。他住在村儿里，为了能收工后回来自学读书，也从集体户搬进了全村的赤贫户老乡家。“梁校”事儿后，我家再次门可罗雀。我至今只记得最危难时，只有家父的哈佛旧友北大西语系教授王岷源教授意外到访。因为不是同系，文革以来来往甚少，家父赶紧跑去开门，都没敢往里屋让，就在一进门儿左手堆书的小屋里窃窃私语。
2000年2月。家母故去，王先生又有悼念信及四言长诗忆家母及父母情谊。可见于《钻石王杂忆》附录六。后来。王老病重，我曾陪家父去探望。王老竟躺在简陋的折叠钢丝床上，因国外子女回来75平米的中关园居室不够住人。
说到哈佛旧友，又有法律系赵理海先生故去时，家父听到噩耗，连日郁郁寡欢。总皱着眉头。告别式那天早晨饭后突然叫我找笔代写挽联。
理海学长千古
燕京旧侣 国际法为国效尽忠 公以身殉
哈佛同年 人类史黑白互颠倒 我欲无言
? 周一良敬挽
写完令我速送中关园赵家。我立刻飞车前往，那已是九点多钟了，敲开门只见赵伯母和独生女都在。女儿专程从美国回来，二人一身黑色。刚吃完早饭。说一会儿有车来接直接去八宝山。赵伯母一看挽联儿怒声大作：“黑白颠倒！黑白颠倒！！就是黑白颠倒！！！”他反复重复，完全出乎我意料。家父是以对仗句来对比称颂赵老先生是有功之臣，近年来屡去海牙为国效力，最后“以公身询”。下半句，自贬自嘲表示无奈。才有“我欲无言”。结果伯母却大放厥词。倾泻一腔心火。可不是儿时家母带我出门儿遇见赵伯母那样的和颜悦色，聊起来没完。看来哈佛旧友这些当年的精英，文革中遭受共同的劫难，感情甚笃。这不仅使我联想到家父暮年临终前起搏回国，问他要带什么不？他只提出要带哈佛衫。即夏季最简易的圆领衫，上面印有英文字母哈佛字样。他有一张最得意的照片就是身穿哈弗衫照的，屋里挂的也是这张照片。
还有一位在武汉的张培刚老先生。五七年打为右派，几十年不得翻身，后来还是改革开放，美国人拿出了他30年代在美国的论文。奉为至宝到中国来，向中国上高层提起此人和这个论文。到晚年，张培刚孤身一人。让他住在饭店里头。由国家出面，照顾他晚年。他与家父到最后也有往来，是信件往来。到最后最危难时互相关心关照的还就是这些哈佛旧友。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这时候我的发小陈小悦哈佛旧友陈良生伯伯高田惠老师家的公子在我家一筹莫展时上门提亲。那陈伯伯在文革高压下曾患神经病，几度走失，形势缓和后，奇迹般的好了。高老师在附中挨斗劳改，都有文章记载。我家到了这步天地。出手帮忙的还能有谁？小悦来时长驱直入，并直奔主题。就是介绍对象，并说是秉承高老师意图。那时候我承受审查，一屁股屎擦不干净，扔当街也没人儿要，谁敢沾“梁校”的边儿。我也自知脱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声称暂不考虑。在他告辞往外走到过道儿时又驻足动员我不妨先见见面。不成，还有别人，看来他家议论过，决意要帮这个忙，这也是我的当务之急。可不是，我眼瞅32岁了，在一晃又是几年，奔40了。我免强应允。一见面儿挺好，像小洋娃娃一样善良单纯，按今天的话说是傻白甜，傻就傻在她不计较我这双料黑父子两代受审查，她是清华子弟，清华附中初一即去吉林插队八年。多我一倍的时间。无门无路，村儿里最后一个回来的。还是以她妈有病需照顾为由。最重要的是她也是臭老九出身，和我们当户对了。这彻底推翻了我从政要找出身好的改换门庭的规划。又回归了门当户对。而且人家没嫌弃我家两代人受审查，是两代黑人。多年后，我想这跟他们家的经历也有关系。我的老丈人。黄爱笔名黄玉石，是西南联大毕业，复员后回清华，又读了钱钟书先生的研究生。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贵妇还乡的剧本儿最早是他翻译的。文革打成现行反革命发干校。与我四叔周绍良相熟。我的丈母娘在清华附小教书，全家一直住清华。文革腾房搬进了钱伟长的独门独院。与钱家二位千金钱歌放钱开来都熟。可与大右派子女成闺蜜者定是阶级斗争观念薄弱者。嫁给“梁家子弟”又何妨？
这么多年，我始终觉得我脑门儿上烙着“梁家子弟”四个字。我想张毅和张力凡（章乃器之子），他们也会有同感。因为后来我经过我爱人黄晓维要给钱歌放介绍我婶婶的弟弟认识。结果未成。钱歌放他们自家已经够呛了。再与周家沾上关系，那还了得。
我们的婚礼没有任何外人参加，两家儿去海淀镇一餐厅吃了顿午饭，照相馆照了个标准像。发小陈小悦未来赴宴，回避了。意外的是我副食机关组组织科长周秀芬带人来家表示祝贺。家父家12平米的小屋，腾给我们做婚房。他们在那儿呆了一会儿走了，我以礼相待。
受审查三年，副食党委奉区委指示公事公办，机关里无一人落井下石，经过十年文革，干部的觉悟确实提高了，只是我十年浩劫外要白白的搭进了三年。那时全国批“梁校”还闹得挺欢，我已经开始平安又平静的生活。1981年生了个儿子，我爷爷给起名儿为周展。小悦的父亲陈伯伯说，周展是求发展，托陈伯伯的福，但愿如此。可是我儿子后来不论是北大附小上学还是在北大附中上学老师都称他为周一良的孙子，而这家父在“梁校案”之前知道他的只有历史学界，而在“梁校案”发生之后就变得臭名昭著路人皆知了，而我爱人在清华认识的人都知道，她嫁给了北大“梁效”成员周一良之子，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千难万难，我于八零年调入了北京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心。这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援建的项目，是个双重身份的机构，既然是国际援建的，他就隶属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下属的亚洲人口计划生育中心。此中心设在泰国曼谷，它是全国第一家儿拥有磁带转胶片设备的单位，那时中央电视台还没有要搞磁转胶，还要上这里来办。办公用的日本丰田中面包车都是从基金会配备的。中国地儿大人多，他们又在成都立一个同样机构，北京市也慷慨地拿出中山公园儿西配殿作为中心常年进行人口教育的展厅。并把古建翻建一新。我所在的美工组就在那里上班，在中国，凡有这种好事儿，都是干部子弟捷足先登，首先中心的领导是从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位上调来的女士。他是七机部二院院长柴进的夫人。那是核动力研究院，很打腰的院。而中心这帮小兄弟的灵魂人物。则是摄影组的大摄影师高强。其父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战争年代做县长时，县妇救会会长乃是谷秀波也。中心内有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的女婿，有文革常名登报纸的七机部部长边疆的儿子。有某兵种下边儿政委的儿子，其中还有我那周家唯一早年参加革命的姑姑的儿子，我的表哥。他在空军时是高强的战友，我虽然没有好爸爸，但是有个好表哥，他也是台柱子之一，搞文字，主办展览会等。他那儿需要美工，有进人名额儿，我又极不安心在西城，想尽快调离并业务归口儿到跟美术有关的机构，于是他将我这落水狗捞上岸来介绍入职。我又好歹还是个党员，负责组建美工组，真是天上掉下馅儿饼。可是调动前后等了有近一年，去时，还在临时建筑中办公，又是一只鞋悬在半空。等着掉下来。对于骑马找马的人无所谓，对于我这骑着病驴找马的人又是一种煎熬，新的工作来之不易，又是亲戚介绍，自然是工作起来不遗余力。办展览有筹备期限的，到日子必须展出，一点儿不能含糊。干美工这行儿的都知道，赶工是要日夜奋战的，很是辛苦，因为那时各类展览活跃，我通过本单位展览聘请过市美术公司写毛笔仿宋体的高手李嘉瑜。那时还没有电脑打印放大技术。我们搞的展览板、常请他业余来写字。他是干展览的老手儿了。使我学到了很多各方面的技能。后来在他家，我们业余又支起了一个摊子，对外承包展览和展板，常挑灯夜战。也有时与我调来的老美工田师傅一同外出画广告。这样儿人火起来了。钱也火起来了。
951982年在中山公园隔壁，劳动人民文化宫第一次展销日本全原装进口的铃木两轮摩托车，高强和我表哥各买了一辆。A100CC的。我一看真好，真漂亮，于是拿我干私活儿挣的1800元，买了一辆A100C的。这既解决了我上班太远，又减轻了外出干活儿的奔波劳碌，真是如虎添翼了。拉家带口奔小康吧。有了车，如何利用是个大事儿，他既是我的生活资料，更应是生产资料，于是我利用公休与原在副食的小兄弟一起开两轮儿下乡给农村孩子们照相服务，上门儿收费低廉，达到双方满意，这时我公司还是43元，这辈子再没涨过工资。我也越来越不指望工资过日子了，到后来没工作，单位没工资，快成三无人员了，就剩一个中国国籍和北京户口，就等着开除国籍当地球人了。
时间推移到1984年。“中心”开始整党，在这之前中心上层就矛盾重重，为此，市委管文教的副市长亲自到中山公园儿来过一趟，在公园儿五色土后边儿的中山堂大店开会，闹半天这大头儿出马排场大了，当年谢静宜去一趟中央团校就专门搬了沙发到五层楼大会议室。白介夫宣布说。谷秀波同志年龄大了，决定由石羽同志继任中心领导，事后得知石羽还大谷秀波两岁，他俩都任过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石羽来的头版斧就是整党，第一轮儿就是每一个党员谈自己的出身经历。高强是谷秀波的嫡系。在石羽接替谷秀波之前，就和对立面儿打得不可开交，他在会上发言时大放厥词并自带录音机，以便日后查找。后边儿轮到我啦。我请高强高老大把录音机打开，我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要谈过往，我这些年概括为两句话：政治上没坐过牢。经济上没要过饭。其他我都过过了。我想我比张怡和就差个没坐过牢了。多年后才看到她的经历，当时比我受罪多多了。我紧接着声明，我对我说的每句话都负法律责任。全场愕然。坐在斜对面儿的肖复兴立即拿出小本本儿开始不停的记他是作家26中老高三的，也是中学生作文选中获过奖选登上文章的。叶圣陶给他发过奖后，调新体育杂志。在后任北京市作协要职。我从我的出身家庭和文革前17年所受教育。讲到文革中。家父上宾下囚几红几黑，我家父母的一片真心，两遭劫难，八次骨折，九顶帽子。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大起大落，如何成了组织为解读领袖的政策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的典型。又如何随着父亲被领袖启用而平步青云。后又如何风云突变，跌入低谷成为替罪羊，这来龙去脉体现我完全被组织当猴儿耍了，这就是数年后肖复兴把被组织当猴耍转换成官方可以接受的语句，为“人生如戏”，成了一篇反调文章。收入他的报告文学集《绝唱·老三届》。此书1988年初次出版为《啊，老三届》，经多次，多个出版社出版后改名为《绝唱·老三届》其中文章多为老三届的曲折经历加以“歌颂”。我的发言收为倒数第二篇，是真正的绝唱。而且他还不敢都写出来，那样儿没人敢出版，就这样，他怕“家丑不可外扬”，我会不乐意，始终未告诉我，只是在倒数第三篇也写的是我们北大附中老高三的黄薄，老同学们才从中发现。他那天才告诉我不同版本一直印到2012年。此后回避文革史，再未见出版。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我没骂人，只是不时显出愤怒幽默与调侃。当时我对领袖的称谓为毛先生对伟大导师称为“马大爷”。中国土话，你大爷的是骂人的，你大爷的。加上马字我没骂人。谈到那些年不停的整人，整来整去，我讲今后别再这么整人，不可能了，没有刽子手了，其实我又书生气了。实践证明，只要气候来了，照样儿上有好之，下必行之。当我想到西城副食这批老中青三结合班子里的青年干部儿全部下野，我多年后见到她们时，她们有的痛哭流涕，有的眼神让人心碎啊，我跟他们毫无私交，只是工作配合默契而已。我简称他们为“女共党”。石羽厉声道，你这是国民党的叫法，而我答到：“不需放屁”，他说你骂人，我说这是“毛主席语录”。全场愣住了，石羽气的脸一红一白的。必是在想你敢在整党会上这样放肆。我当众告诉他，我早就听说了，脑袋掉了就碗大的疤了，说实在的，这次整党我就没打算过关。爱咋咋，办公室主任杨伟柏处长说，我是破罐儿破摔，我心想我是好罐儿，被你们摔了个粉碎，我一个长在红旗下。戴上红领巾就是中队委，父亲是党员，母亲是民盟盟员，爷爷是著名亲共民主人士。那一年。（1984年）。我爷爷刚被选完，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哪儿有反基因，即从小评语中就有说我优越感什么，优越感就是我爸爸是党员教授系主任的优越感。只是一声号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政策日趋偏左，知识分子的子女都少有入团的份儿，文革爹黑娘黑，我不能黑，哪样儿也没走到后面儿，无数的事实证明广大知识分子和职员。这个我填表的时候。填的是职员成分。子女的表现都是积极上进的。在上山下乡的洪流中。更显出吃苦耐劳的思想境界，早就够党团员水水准了，可就是不能入党，入团。还有还号称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弄出我这么个典型来招摇撞骗自欺欺人。我的发言讲了一下午，直到散会，会后高强把录音放给很多党外同事听了，起到了广泛散播的作用，同为党员的张宁，100他父亲是五六十年代任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后来他对我说，你发言那天，我一夜没睡着觉。这么一来，整党整不下去了，迟迟未往下进行，又过了些时候，中心分房了，分我一套小两居53平米的住房。这是洋人讲究先生活后生产，建立这机构时就拨有经费同时解决职工住房。我在的美工组的同事田铁民兄帮我做了一套家具，我花400多元买了一立方米的菲律宾木料。又买了些三合板五合板及相关金属件儿和辅料，他老兄既是好美工，又是八级木工，会油工是办展览会的好手啊。家具打出来非常是样。我留了个心眼儿买所有材料都开具了购物发货票，我把这些票据都贴在了大组合柜中央最下方的抽屉的底板儿的背面。以备查找证明我未用办展览会的任何材料。当听说有人私下传我打家具用了公家的材料时，我立即请来中心相熟的同事们来看家具，当场抽出最下边儿的抽屉，翻过来看背面儿贴有的材料发票，谣言不攻自破，这事儿我早防着呢。
1985年，我经李家瑜引荐与他同时调入北京市旅游局下属的“长城艺院”，是在长城饭店院内的平房上班，属于北京市旅游局的第三产业。我们算是全民所有制编制的人，到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那单位的背景就是市旅游局的一个副局长姓宋。他的女婿系中央美院毕业。在他的倡导下办的公司，挂靠在旅游局下面儿独立法人独立核算。我在中心整党未完，组织关系就顺利的转过来了。评语不错。因为那时中心组织巴不得我赶紧调走呢。我走前后，高强也调走了，去了这两块顽石中心的整党好进行了。
刚到“长城艺院”，就赶上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画室招生。学制一年学费1600元，不算学历。当时我手头儿就有1600元，全对上了。我申请留职停薪一年，领导开明，居然放我去了。考试考了个素描头像，我顺利过关，再一个命题画的是《假日》，我用水彩画了，一家人在海滩上度假。没考数学，那是我的弱项，文化课作文儿只记得我有一句话，“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村”，这是带引号儿的。指文革后，身边同学都上了大学鲤鱼跳龙门扬帆远航了，世间万物生机勃勃，只有我这棵病树一筹莫展，如今有了深造机会，切莫放过，是我内心的真实写照，我被录取了。并被指定为二班班长，一共就两个班，每班十几个人各用一个画室。我班有老美院附中的陈继群，内蒙插队多年，娶了蒙古姑娘，那时已在琉璃厂，荣宝斋画廊卖油画儿了。四川来的一个代书斌画的也好，我是沾了有党票儿的光当了班长。而一班有些是在外省一些艺术院校。或师院艺术系毕业的学生，由所在单位出资送考进来的。这一年过得紧张而充实。授课老师有冯法祀、戴泽、李骏、温葆、高潮、王沂东等。利用寒假期间，画室还指定我和陈继群为徐悲鸿老家的纪念馆临摹巨幅油画儿《徯我后》。我俩各画一半儿画面，铺完底色即发现色调不统一，且他的技术高我一筹。即改为由他完成全画儿。开学后酬金他还分了我一部分，他也是臭老九出身，母亲燕京大学40年代的毕业生，他后来成了个体画家，曾和邵晶坤老师去东南亚办展览，游走巴黎。
在班上，我还出面借了杨洪泰先生的油画儿原作，拿给班上大家临摹，因为我当时骑摩托车，有过从北大转到清华。接温葆老师去上课，毕业时又用汽车帮一班长张肯将他临摹的大幅悲鸿油画儿拿回清华家中，毕业后我曾请冯法祀先生和戴泽先生给我写了推荐信，想出国深造未得成功。自从挨整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离开这一噩梦般的地方。这也是当时出国热潮中一部分人的想法。那时我想我要是养个鸟儿。也得让他远走高飞，绝不能留在这里。改革开放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把各种魔鬼都放出来了，再想收是收不回去了，有一种人就是折腾派，那时能飞的就飞，能跑的就跑从偷渡到留学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要么就折腾出去了，出国了，还有的没折腾出去，却折腾进去了，进局子了。像我这个飞不了，又跑不动，没折腾出去的就只好在这儿受着吧。回到新调入的单位，很快就扩大业务，更名为北京饭店装饰公司。搬到长城饭店向东一站地的枣阳路的北京旅游汽车公司楼里办公，新来了个老张头儿，认识宋局长，实际就是旅游汽车公司的退休人员，以顾问名义出现，是后来公司的实际掌门人，名义上选我为总经理，因为我是在编人员，有编制的。可我不坐班，我才不淘那个神呢，赶紧挣钱奔小康，我是有其名无其实。公司实行项目经理制。项目经理可各自对外独立承揽业务，有签约权。我和张都监任项目经理。项目获益的纯利的13%。归项目经理自由支配，其他的那87%上交，公司留利润。项目亏损时，项目经理自负。这像一个个体户儿的大联合体。大家用一个执照，但要上交纯利润87%也够黑的。这即所谓集体所有制，给个人点儿小甜头儿。公司有自己养活着的装修队伍。吃住、都包了。设备工具，统一购入。这是后来的个体户，这是跟后来的个体户儿最大的区别是现在个人办装饰公司已经都不养队伍了。现找人。当时就是一个中间承包商。我们七八位项目经理，加上工程队长副队长。采购员包括公司财务一行人。每周半天开会，商定各种事宜。协调各工程关系。所以以我没大事儿，周一去公司半天儿。但每天晚上都要听电话，老张头儿用电话告诉我每日情况。久而久之如果他处理告诉我即可。他脑子不够用。管人有方，基本上还是国营那一套。这里项目经理直接对外承揽项目。立项做设计，画效果图，出预算。施工中。现场监制不断与甲方洽商，监督工程质量，直到交工验收结算一包到底，繁杂而劳累，非同一般。施工地点哪里都有。开着汽车，摩托车满天飞。我忙时回不了家，就在计划中心。分的那房中落脚画图等等。有过半夜11点钟出车去远郊处理工地的事故，凌晨两三点钟回京，幸亏我有车，由于各方面需要我这辈子跟车接下了不解之缘。我是北京市第一批骑日本铃木摩托车的车主。后来民间传言那批人出车祸都死光了。说要想死的快，就买一脚踹。我也在有冰的路面儿上摔过，全身快散架了。但是我活下来了。最不幸的是，新车刚骑几个月就丢过一次。上班儿时放在中山公园儿西门儿外。靠在大红门儿门洞里。大白天就丢了。我一切都靠这车上下班儿。干私活儿。给北大家里采买吃的。我没它不行，如丧考妣。立即到管片儿西长安街派出所报案，就此认识了广管片儿民警杜佳。恰巧他爱画国画儿。我上荣宝斋整刀的宣纸给他买。小哥们儿，半夜三更多次与我在管片儿内蹲守。分析是就近做案，但均未抓到。结果是个几个月后，该人骑着车。来自投罗网。这盗窃惯犯马健保外就医期间，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指定派出所汇报思想。竟然大中午将车停放在西长安街派出所门口儿。正被杜兄撞上，连人带车就擒，我真是喜出望外，从此交成好友，转年我又从日本带回两辆摩托车，用我大哥访日学者的大件指标，这种大件儿按规定只能带一辆，我燕东园邻居系教授徐锡良之子，徐喆文托我给他也带一辆，于是购了两辆旧车。在日本叫做新古车或者是中古车。那新苦车十分便宜，且无关税。国内日本车正热，摩托车是市上热炒。如何过关呢？我这折腾派，脸皮厚。去天津找了我爷爷，用他的名义向海关疏通。周家门儿的孙子没有这风气。也没人想到这一招儿。我凭他的申请。又请初中同学干旋，其父为统战部老人儿已调转兰州市委但有关系。我找到中央统战部办公厅。批了一下，转到海关，我又找到北京海关韩关长的司机帮忙，总算两部车都放行了。嗯我这人温良恭俭让，竟让徐喆文先来挑车。他将那辆单缸单排气的铃木125CC。四行程的。八九成新的要走了。按买时原价日元。折成美金付我了。一分钱没加。合着各种疏通运作，打点全我倒贴了。另一辆雅玛哈125cc。单缸双排气，两行程。只有四 五成新我留下了。他个子小，骑那个合适。常走往于燕东园和什刹海后海诗人田间家。他是田间的女婿。我那辆车用量大车本身旧就常出毛病。又过了一年，我用家父访日的指标，请日本朋友，大石六田“书法家”。到他认识的车老板的车行挑了一辆本田250CC。双缸双排气，四行程车。只用了18万日元，九成新。那车真不好走，哪儿都让摩托爱好者羡慕。走大街上就有摩托车迷。当时从他的手提包中掏出两万元买。比原价翻了一番还多，我不卖。
那时候为了同时进口那两辆摩托，海关的李世杰托我帮着买些带鱼。1983到八四年物资紧缺，走后门儿之风正盛。这是北京行贿受贿风的前奏时期，我硬着头皮到市二商局带他去找马洪道书记。当时是副局长。老马已升任，我自西城副食挨整起，老马只是主持对我开“讲清楚会”露面儿，此外再未见过面儿。到二商局，传达室就被劫在那儿了。听说刚进了工作组，已是下午三四点钟未到下班时间，一会儿老马出来了，告诉我办不了大眼珠子往里一撇。望院儿里一瞥。说刚才查走后门儿来了。夹着包儿下班儿了。自我调走后，我原来那几位领导知道我干装修了他们自己也各自换地儿，高升了就给我活儿干，自己单位没有可干的，就找相熟的单位的领导。给我活儿仿佛是一种安慰，或是表示歉意。那位我最熟的付承业老兄多年住单身住宿舍，后来把老夫人办进北京，在西直门内分了小平房儿，特意请我到他家去跟我握手拥抱，人心都是肉长的，党性和人性是在交替起着作用
家里的情况不断变化。那两年，家母的膝盖出了水肿，走路瘸。计划生育中心的华明雄帮我找到了东直门骨科研究所的孟和大夫，他建议用按摩帮助自身吸收组织液达到逐步好转，并令手下吴子明大夫每周按摩一次，起初我骑摸摩托车带她去。她做我的摩托车后座儿上害怕，我就到处求人找车拉我们去，那必是四轮小汽车。其中我找到过大倒爷任宁宁。他开着炮兵某政委曾用的大吉姆卧车接送，小伙子个儿是个儿，样是样儿一表人才。他是跟海关都勾着。海关韩关长的司机李世杰告诉我。你什么都别管，你就用车，他得买我的帐，后来李告诉我，他一次就从海关走私过几十辆车是大案。进侄子进局子了，出来后，大吉普车照开。我从那儿知道，一商局有旧车市场。专收各使馆和外国驻华机构下来的旧车。人家一般够五年10万公里或是事故，车就淘汰了。有的狠心就换了。这种车只高级干部。著名民主人士。和知名高级知识分子。由本人向北京市一商局申请。那可真是天下掉下馅饼了，我立即请家父写申请。因家母腿病急需。忘了是系里还是学校盖章送交一商局刘景芳管。刘老太太顿时拿出一大沓子申请信告诉我你排着吧，现在一年使馆下来才几十辆。大约得几年以后原来那么难。我说行，找门路，后来知道大车，好车都让市政府机关买走了。小车好的也难到私人手里，私人也得看是谁，看人下菜碟儿。来车也不透明，上午来了，下午就被消息灵通的要走了。多少双眼睛都盯着呢，好在管批车的副局长宋学进是原西城的一商局长，文革期间叫百货管理处。我们在区委扩大会议分组讨论副食和百货两个管理处，就是一个组，所以认识。那就剩下刘景芳那儿何时来车。得在第一时间知道第一手资料。我通过帮我批摩托的初中同学认识了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的三儿子，他也要买车，买大的好的，我只能买小的差的。那也谈何容易？平大棚为盯买车，认识了一商局干部小宋，是部队大院儿子弟，他每日上班就盯车了。是捎带脚的事儿。我时不时请他俩去华都饭店吃西餐，并暗示事成会有酬谢。等了几个月。终于来了个小四门儿的卧车是早上九点多信息来了，没到中午就被女排世界冠军运动员，杨希买走了。好懊悔，又过了些天来了，一辆小的小两门儿车。左前门儿还撞瘪了一大块。平大棚让我赶紧去看，又叫上他的私人修车哥们儿，钟曦东的女婿齐雅栋一块儿去。其看了能修，我立即上楼找宋局长。他当时不知来了这车，打电话问刘景芳。刘说有，刚到，还没登记呢。我说我要，他把刘景芳叫到办公室，刘一看到我愣住了，宋说他等好长时间了，小两门儿的上下车不方便，还有残，估计不会有单位愿意要，给他吧。我喜出望外，立体办了手续，印象是交了两千八百元钱。记得不太准了。这在当时也是便宜的，不能再便宜了，那是一辆本田1300CC的小车儿。曾在香港很畅销的私家车是北欧一个使馆二秘的私用车，齐亚栋帮我将车开回他住处北长街中西东住处的南墙外，就有一个夹道，两扇对开大门儿专为停车用的地方。仲从部队调到外交部任副部长，有专车接送，但不在那儿停车了，正好儿齐用来修车用。其本质是外交部汽车修理厂大拿专修进口车。我那时还在中山公园内上班，出西门儿，就是修车的地方，十分方便，车拿到手后，稍过几天去平大鹏家酬谢他和小宋，他很高兴，说还以为就白着呢。那车让冰雹砸过来，车顶全是坑，左门子撞瘪了。有60乘35大小的坑。内衬都伤到了。门玻璃自然也碎了。有一侧前转向球笼劳损的厉害，得换新的，是我二哥从香港订货发过来的。同时，前门护条儿一根儿因香港已改款，升级后条儿没有用上。门玻璃只能国内定制。那时候还没有钢化玻璃。使用的普通玻璃。使用中还有过几次碎掉。重要的是气门儿不严了。齐还给严了气门儿。气门垫儿老化，徐亚栋居然用其他车上配件儿改装使用上。这样前后历时一年，总算收拾停当，开出去上牌子了。我也考好四轮儿的本子。那已经是1985年的八月了。我平时能骑摩托车。汽车舍不得用周末才开出去，有时陪二老出去逛逛或看看人。全家五口人坐在上面儿也其乐融融。虽然有点儿挤，但那是四轮儿电呀。不是摩托车，不是这个肉包铁，而是改成汽车铁包人了，安全多了那时北京市刚有私人汽车，我属于前200辆。专门报道汽车产业的记者李安定是我妹夫的哥哥。他有文章提到。
之后两年，齐亚栋移民美国，找他哥哥去了。仲家的两个儿子也都移到了澳大利亚，上世纪80年代是移民高潮。我家在北京先有了私人汽车，不知算不算进入了小康。
有了车，像眼珠子一样珍惜，自然会想到车库，因燕东园内内翦伯赞翦老有车库。原高教部副部长曾昭伦也有车库。可惜翦老文革夫妇双双自杀。曾昭伦的夫人俞大姻也自杀了，曾昭伦老先生。五七年右派后被贬至武汉大学，在那儿文革中批斗劳改致死。车库早已移为他用。我找到居委会主任，他讲需找总务处，于是我找到总务长王希祜家。他是北大老人儿。文革没少挨打，自曝在鲤鱼洲与家母一块儿劳改。他答应请示一下答复我。结果很快就批下来了。我想这体现北大上层对家父这样的老学者还是善待的。知道他这些年翻来覆去受得罪。我家自建的车库。是全北大的第一家儿，也是最后的一家儿。因为到90年代后，汽车市场化了。后来其他人家买车就不让再建车库了。我于是在燕东园24号北侧东墙处，内墙是以25号相隔的镂空十字花墙，把花墙堵严。作为车库东墙，在西边儿、北边儿，合围两堵墙，南面儿焊制两米二乘两米八宽的对扇大铁门即为车库门。车库无窗很严实，库内拉上电灯，挖上地沟砌上砖。铺上盖板用于钻地沟修车用。这个翦家和曾家两家儿没有，他们是国家配的专职司机，开出去修理厂修，我这里得一切自己备齐。地沟挖出的土把院子里地面足足铺垫高了20公分。又一次土木之功，不可擅动，我就是劳累的命，折腾派。
这车底儿钱2800元，是二老花的，运作打点费用，我花的。建车库。共花一千五到1600元，我花的一切算配套完成，不过这旧车时不时出小毛病。可没少淘神费力。在车库中挑灯修理，没有火，冬冷夏热受罪难当，都扛过来了。车库中还能放下我那250CC的大摩托，不用每月费力带个火儿。上几层台阶儿往厨房里推了。最早时为车能上台阶儿，还修过专用坡道，可见《钻石婚杂忆》P189页的燕东园24号北门儿照片。到了1987年，我做了一项较大的工程，净利润的3%就有十万元以上的奖金。老张头儿不愿意给那么多。又出台政策，够几万元以上就可按钱数奖励一辆车，于是从雁翔饭店出租车对接过一辆二手的法国原装的地平线。又叫大宝，白色四门儿，当时北京进了一批，多给了出租汽车公司。在和平里劳动部下属的出租公司就有一批满街停着1500c c坡背儿的，很实用。一律白色的四个门儿老人上下车方便了，我欣然接受了这车。座驾才六到七万元，我把余下的奖金全部留给了公司。那时钱能再挣，车难买。那法国车因进口量小配件儿没有国产化，原装的贼贵，后尾灯一个就900多块钱。这是出租淘汰这种车的重要原因，这样我一时间。便成了拥有两部汽车。一台摩托，共十个轱辘的人。车库内一辆红色本田CV 四轮儿，一辆蓝色本田250摩托车两轮儿。每日开白色地平线外出，回来就停院儿里，那是一种心理满足，那四行程的本田250仍是我的最爱，与法国汽车交替使用。过了一两年才将摩托卖掉，又是一次盈利，但价位不如两年前了。再后来呢，本田cv也卖了4万多元，但没有及时投资，干别的，其实那时个体经济方兴未艾，思想的牢笼还束缚着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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