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不是书生 1
2019-11-13 周三 00:01
文摘 ： 历史 发布
已不是书生 2019年11月13日起
——毁二代的人生漫谈：人生如梦、人生如戏
如今世风日下，我的微信又屡屡被封。港人反修例的暴动进一步升级，不许转发真相。只好闷着写点儿东西吧。话不能憋在肚子里，会得癌症。江河日下，身体日衰，七十三在即，八十四无望，了此残生当一吐为快！
“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是我们这一代人常有的提法。我是1947年出生的猪孩儿（属猪），也就是1966年后出现的“老三届”或称“老六届”中学生中最大的一届。是文革中从小学到高中念完中小学的最高一届，是即将要投考大学的一届。我至今可留作纪念的就是玻璃柜里一双儿时穿过的小皮鞋。是家父母回国后又托人带回美国给镀上一层金的鞋模。那是生的纪念，又是对未来的期许。而我记事以来就是中共建政时期了。幼儿园和小学都是衣食无忧系着红领巾，左臂上两道杠儿挂着。是个北大附小的中队委，自我还是有点儿优越感。因为家父是党员副系主任教授。老师的评语中也常提到我有优越感。另一点评语就是热爱劳动，回溯根源就是来自家庭。父母虽都是脑力劳动者，但他们的生活轨迹却养成了事必躬亲的习惯。母亲常在周末给孩子们分配劳动项目。她还常讲起美国人都是一专多能。家里钳工，木工活儿都自己动手干，并以劳动为荣。她自己在美国也是从买菜做饭到跪着擦地板都自己动手。因而从小就注意培养我们热爱劳动的习惯，没想到这成为我日后安身立命之本。
从小幼儿园就在北大校园内。附小也在校园内核心区，现北大图书馆所在地。每日穿北大而行。到了1957年，爆发了“反右运动”，附小旁的大饭厅三角儿地，就很热闹。未名湖边儿上也有见过溺水自杀的师生，到了文革北大附中已经搬到了黄庄儿原104中的校址。那时候北大校内更是闹得翻天覆地，由于中学停课了，我几乎每天都要到大学内三角地去看大字报。学校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大串联开始以后全国各地的师生人员都到北大来看大字报，极为热闹。他们是来取经的。这北大就成了造反圣地。大饭厅的空场上竖满了竹席的墙，能用的地方儿全用上了。好端端的粮食面粉都熬成了大桶的糨糊，刷在墙上或席上，贴满大字报。有的新大字报贴上一两天就又被更新的大字报盖上了，这样十天半个月就变成厚厚的一个纸墙皮，自个儿可以掉下来，也可以用手一揭就掉下来了。一扇儿一扇儿的大字报纸又厚又硬。卖废纸的收集去可就发了。现在想起来，那可那时候只知道关心政治，不知道关心物质。走到社会上以后，才知道什么是第一重要的。
我初中报考的是清华附中，1960至1963年在那儿上的初中。那时北大附中刚成立，是接管的一零四中校址在海淀黄庄儿。而清华附中是解放前就有的成志学校。我大哥1939年生人，就是念的成志学校。二哥又早我三年进的清华附中。我父母都是从清华大学五二年院系调整调到北大来的，所以他们也都有清华情结。虽然人已调到北大。但是心里还是认同清华。我入学第一堂是体育课，赵晓东老师，（文革跳楼自杀）他就讲，清华最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是有传统的。大学由马约翰先生倡导，蒋南翔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赵晓东老师举例夸奖的就是我的二哥周启博。他在北大附小就是三道杠儿。我到清华附中入学的学号儿是17号。前面有16个入学分数都比我高，班上人才济济。有后来成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的陈小悦，还有女秀才门门儿棒的朱紫玲。我的学习成绩跟学号儿相吻合，一般般，跟二哥一比，真是掉价儿。好在我自幼喜欢画画刻印章，附小美术孙老师带我们画国画，到附中又遇上了好的美术老师吴承露，号称吴大帅，是关广志的弟子。水彩水粉的古建筑画常上展览。我初三试考美院附中未果，速写是短板。画坐姿的女青年布局不佳，下边儿腿没地方画了是大忌落选了。班上的老师反复宣传清华附高中录取分儿会很高。那时清华附中正突飞猛进，如日中天。战101，追四中，还要办预科班。我一想换个学校吧。到北大附中吧。结果我的考分儿比清华附中的录取分儿还高了几分儿，就这样儿进了北大附。结果北大附儿一点儿不差。学号变成了了26号，又往后措了九号。到了北大附中需住校，这本是件好事儿，可以提早成熟，广泛交友，多接触社会。可是我因患腰椎前盘突出症，高三免修体育并改为走读。高中入学以来，学校政治气氛日浓，一年紧似一年在极左思潮煽动下原来明摆着馒头比窝头好吃，却要全班掀起讨论馒头好吃还是窝头好吃，培养说假话。葛佩琦之子在我们班上。经常夹着资本论来上课。积极要求进步，努力学习高深莫测的马克思著作，我当时还有不削。我当年在附小曾有优越感，到这里红二代、工农出身的云集。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整体社会气氛向左转。我的自卑感油然而生。后来改为走读的好处是能我行我素，自己在家研读唐诗宋词及商务印书馆赠书给家父的欧洲古典哲学，如亚力士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黑格尔的大作尽可浏览。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叶以群的《文艺概论》、于光远的《自然辩证法等》都很有趣，对班上的政治气氛比较迟钝，也忘了写没写过入团申请书，反正自知不在主流，政治上也较放松自己。
政治气氛是可以将人培养和裹挟的。那时蒋南翔的儿子蒋延东转学到我们班，每到周日晚上自习课被大家自发改为形势教育课，由蒋延东开讲。大家洗耳恭听并展开热烈讨论。还有一次，班上女生李莉莉同学家是国防部的，请来了国防部外事司的窘岩（音）同志讲国际形势。我清楚的记得，他划火柴时有一个手指缺一段儿。那是战争留下的伤残。大家听得聚精会神，同学们都在努力争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到高三要考大学时，我自己考虑结合我自己喜欢绘画的特长，拟报考清华大学土建系学建筑学专业，因为建筑设计上最终是要出设计图，设计思路和手绘能力十分重要。我的两个叔叔都是干这个的，分别在京津两地的建筑设计院任工程师，而自初中我就常去清华土建系楼道里去看学生的美术习作，从石膏像到建筑水彩画儿，还有教师的美术作品。像程果，王乃壮，华宜玉，曾善庆，郭德庵，康寿山等人的大作及宋泊先生的雕塑尽收眼底。偶然还能看到建筑大师梁思成，吴良镛的水彩佳作。初中时，我也常去圆明园等地实地写生，画水彩风景画。这些都很有助于学习建筑。
不料领袖一声炮响。聂元梓为首的七人大字报充当了第一颗炮弹，炸点就在北大。那时我们正全力准备考大学，偏偏5月25日大字报出笼。家父正在京郊豆各庄搞四清，那是历史系的点儿。粉碎四人帮后的北大党委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常务副书记副校长郝斌先生当时是历史系年轻教师。他与伟大领袖的女儿李纳都在那个工作组里，二人因工作意见不和，后来江青来北大，即在北大东操场的晚间全校集会上替闺女大吐苦水，使郝斌一夜之间成了专政对象。这是后话。6月2日或3日，家父等全体人员被紧急召回也是一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稀里糊涂的就上了斗鬼台，让低头认罪，他被摁下去又抬起来。一群牛鬼蛇神（这是按毛的话讲）被赶到历史系办公地点三院二楼的凉台上。他们一群人站在在中式石栏杆儿之外，仅有几十公分宽的泄水槽处挨斗，身体向前一顷即可摔将下来。那可是二层楼上啊，比“四不清”干部惨多了。
很快抄家随之而来，在慌乱中赶在抄家之前，家父已将全家多年的照片和父母燕京读书时获奖的的裴陶裴金钥匙，还有陈寅恪恩师在北京寄给他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期间的学术探讨的明信片多枚全部销毁。后听说八一八前后，北京垃圾桶里金条都有扔弃，找不见扔的人，红色恐怖，比白色恐怖还甚。家父从文革第一天就成了陆平黑帮的走资派。因他是系总支委员，又是反动学术权威。从乡下一回来就是斗争对象祸从天降。
附中立刻成立了以牛（宛平）、龚（晓吉）、彭（小蒙）为首的红卫兵组织。按出身划分，上来我就是狗仔子。开始我还去学校，一天晚上，红卫兵班头儿钟也鲁召集开会。因都住校，全班到齐闹半天是批斗会。学生斗学生。首当其冲的就是人大葛佩琦之子葛希同。他姐姐葛西凯也在北大附中，高她两届是全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二等奖前几名。在了北京晚报上金榜题名，上北大清华是稳操胜券的。但是自1964年领袖春节在文宣教育口儿有讲话以后录取成分卡的严了，凡是出身不好的的都岌岌可危，处处贯彻阶级路线，他只被北京师范学院录取，当教师来培养。那时师范低人半头。领袖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葛希同在班里也是压力很大。这天晚上，窗户纸终于被捅破了，自然是一通臭批。看《资本论》也无济于事了。那书高深难懂，班上无第二人看，接下来又批北大西语系吴柱存教授之子吴诞丁，内容我已记不清了。此君心直口快多有出言不逊，辫子自然不少，其父与我家母同系。后来同去鲤鱼洲劳改表现突出大会讲用改造体会，被誉为“吴讲用”。其夫人是美国华侨，文革后全家移民回美。吴诞丁因已成家立业，移民排位靠后，拖了好长时间才移民成功。后来就轮到批我啦，现在回忆有一条儿是为葛希凯鸣不平。为何不一视同仁？埋没人才。还有一条儿是本班有一位女生是当时石油部开采局局长大庆油田副总指挥的女儿。该女生我从未听说她画画。高考前艺术院校提前招生，她已被录取解放军艺术学院，我多嘴说他就是凭老子少将军衔儿进去的。这显然是挑战了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的对联儿。是对革命红二代的大不敬，罪有应得。我这一褒一贬，立场态度不言自明。多年后校庆同学聚会，我见到那位女生她一脸沧桑，得知他落户在平津铁路沿线一车站的附近，文革期间及其后她母亲多年患风湿病由她照顾，后嫁给了个复转军人。生活平平。当年那个娇滴滴的劲头儿荡然无存。更令人同情的是。其父被揪出来是少奇同志61个叛徒集团成员之一的王心波。我顿生恻隐之心，真是谁也没有落好。那批斗会的策划者钟也鲁更是历经磨难。先是在上山下乡之前。有一批去了青海锻造厂的。他到那儿仍是造反派的脾气，反对厂领导拉关系大吃大喝，再一次厂头儿请客时去将餐桌儿给掀了。由于与领导对立，后又与四班杨国雄一块儿给厂区供热停了个把小时。造成生产极大损失。判刑入狱。幸亏有杨国雄家人从中疏通公检法，关了五六年得以释放。钟兄自述，踏出监狱门时，看天地都是晃动的。在这次入狱之后他出走去国外，后辗转定居香港做起生意，一度状况很好，有了住房，站住了脚。世事难料，又二次进了港府的班房。据说是港警打压国安系统。他作为中间商受了牵连。一关又是两三年命运多舛。到2010年前后附中校庆。回来仍是侃侃而谈，至今老而无病。2018年与初中老友新疆大西北走走，何等潇洒。现吃香港的低保，在大陆生活，在广州伺候老母，也是一乐。
言归正传，自从挨批后，我很少去学校，一次到校看见班级楼层的垃圾间中一人蜷缩在地上。埋头不见脸，细看乃葛希同是也。他裸露的后背满是青紫伤痕，显然是被打之后令其自蹲班房。2019年。钟也鲁儿北上进京。我同学聚会时才听说是被两名工农出身的同班女生暴打。同时还有另两名干部子弟在场。在那疯狂年代，二女打一男，男儿竟然不敢还手，最后连肾都打得尿血，只能乖乖就范，可知红色恐怖到何等程度。多年后。附中校庆葛希同兄海外归来，我请他在东兴楼晚餐。那些年他对我一直是个谜。文革后期，同学都如鸟兽散。不管是红的、黄的、黑的都发配边远，上山下乡。只有极少几位照顾留在北京教小学和供职其他。他一个反动学生何以留京又上学又到教育函授学院任职又出国，我百思不得其解，席间他一一道来。他被打后走投无路，就去北大校内找远亲聂元梓求救。他被打成那样儿，还不敢逃命。聂却六清不认，只好又回附中，束手待毙。这倒好，鱼翔潜底。到运动后期大家全走光了。最后工宣队分配，他到了第六建筑公司，从那儿又死而复生，多年的苦水从未向家人道出。那晚，他女儿陪她来。女儿国外学有所成。将以外商身份去上海供职，听到他父亲曲折罹难，边听边哭，甚是悲痛。葛在外打拼多年，有意回国发展，我问其夫人怎么没同行回国，他讲不能让他回来，他哪儿能应付得了国内这样复杂的情况。因为我早听说其夫人是他在井冈山串联时认识的是老革命的后代，甚是单纯，不然也不会嫁给他，而葛兄深知国内险恶，只是自觉年龄大了，英语又不甚过关，想试探可否有合适工作。其父葛佩琦文革最终上访告状到胡耀邦处，胡青天亲批平反。他是以国民党少将身份做共产党地下工作，只是1957年反右时说了几句过头话，即被歪曲上纲上线收监入狱。葛希同还有一妹妹是女11中才女，我三姨甚赏识的人，死于日本。这次问清是抗战期间其父葛佩琦对一日本人有恩，此人后来发达了，为报恩将其女儿引入日本该家族财团，又因他妹妹能力超群，嫁入那家儿更日益做大，家族中有人记恨制造事件，将其毙命。同时与葛希同挨打的，还有我们班另一个同学也打得不轻。概因出身所致，后来他随家里遣返回乡，多年后经我的密友管利帮忙，调来京郊顺义县工作，现他子女成才打了翻身仗，一家儿其乐融融。最忌讳提及往日那些伤心事儿，尤其是不愿子女知道。
校领导刘美德校长挨揍，在操场剪成阴阳头跪地下爬，我多年后知道那时她已有身孕，导致流产。班主任李鲁民挨斗是在班上，不知谁一声号召同学一拥而起去宿舍。对他施暴，李后回了山东老家。当时校内各班大小事件层出不穷。早已停课。红卫兵掌天下，处于无政府状态。开始我还去学校，后来就自行溜号儿了。我所做的就是在本市自己骑着家父的破自行车儿到处串联，当时已是天下大乱，所有单位都可以随便来回串，没有人管理和负责治安。好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治安问题，主要就是开展运动。
我每天骑着家父的破自行车儿。先去看了亲戚们的处境，第一个去的就是外语学院，正赶上批“”。其中有我的二叔周珏良和许国璋王乃良三个人，号称洋三家村。在大教室中，至今清楚地记得我二叔穿白色的的确良短衬衫，站在黑板一角低头静听。没有武斗。到多年后，听堂姐讲他那时有时自己还去外边儿喝点儿小酒儿。其次，就去了铁道部。铁道部大厦前厅里就贴着我大姑夫宁致远的大字报，号称是小“吕正操”。因为他是运输总局局长，在吕正操公务外出时，他常代行部分职权。
当时很多中央部委各大协会和各高校高等院校都是开放的，我随便去。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旁看到过游斗武竞天、刘建章。他们戴着高帽子站在解放牌儿大卡车上，在民族学院的“抄家战果”展览上看到了潘光旦的巨型木敦子根雕，谢冰心的首饰和细软。说谢冰心有400多套衣服，以前她时有到我家燕东园24号小楼来。楼的南半扇儿住着生物学家李汝琪，他的长子长孙李岩称她为干奶奶。偶尔也顺便来我家小坐一会儿叙叙旧，其丈夫吴文藻与家父相熟。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去中央美院的一天。那是我心之所向的圣地。多少著名画家云集在那里，以前只是看画儿不见人。这次倒好，以此种方式相见。我上午到了那里，记得是在红卫兵造反派的看管下，一群足有二三十人的专政对象队伍，由美院的库房向帅府园儿美院的广场上搬教具。各种石膏像，高的有一人多高，林林总总，摆了有一操场，方圆十几米。大热天都是些中老年画家，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然后让他们自己动手砸这些艺术品。一些石膏巨象比真人还大好多，砸开，内有木头支架。是徐悲鸿当年定制的，漂洋过海从西方运来的。木支架外还有些棕麻结构用于塑形。打碎了连着筋。一个最大教具打坏后斜支着像跳水的跳板一样。而美院的院长党委书记陈佩。就被赶在这个上面悬空的跳板上。站在小两米高处挂黑帮牌子于胸前。弯腰挨斗，甚是醒目。他几个月前在京郊四清时，是家父那个支队工作队的领队之类。家父认识他，转瞬间回校变成了如此。而其他黑帮依次胸前挂着大牌子。黑字人名儿，红笔打上大叉子。鱼贯而行。绕着残品走。不一会儿有人点燃木结构驾，草棕等易燃部分，很快火光冲天，火苗儿足有三四米高。加上黑烟直冲云霄，并把黑帮份子每人脖子上再挂上一件儿连体的石膏像残块儿多达十几二十斤重。勒着脖子弯着腰，大火烘烤着，绕着火堆鱼贯而行。四周红卫兵。喊着各种打到某某某的口号，场面酷热而喧闹。观众嫌烤脸纷纷向后退却，我看到郭味蕖老画家身材魁梧。满脸流汗。吴作人不在，侯玉明等都在，完全拿人不当人，像一群牲口一样被赶着，绕着火堆扶着屁股转圈儿。郭味蕖之子郭怡宗多年后也成为大画家，他们都未必见到过此情此景。郭先生生于山东大家，以60岁高龄从脖子上挂上两块儿中间铁筋相连的大块儿石膏残块，铁筋勒到他后脖梗肉中，石膏残块儿在胸前的滴楞嗒楞的，使我至今无法忘怀。老人后来遣返回了山东，那冲天大火像原子弹爆炸恶作剧，持续到下午，我是饿着肚子回到家。那时的批斗会走哪儿都有，北京展览馆剧场各大协会高等院校各礼堂，你穿到哪儿哪儿有。有一些名人挨斗或大字报都有看过，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巴人原（王任叔）的，还有萧乾的王利器的，（他与家父有来往及赠书）简直看得太多了。觉得我们家也抄了家，家父也斗了，没那么大阵势，殊不知厉害的才还在后面儿呢。说来也怪，那时家父挨着批斗，自己还有那么大瘾头儿到处看批斗，是好奇还是幸灾乐祸还是思想扭曲？外国人看到这一定不好理解，转眼到了1967年。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一年，正向家父《毕竟是书生》一书所写。他出于负罪感。又听信领袖一个接一个指示的煽动,也积极起身参加运动，放弃了调离学校去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的大好机会投身运动。又是写大字报，又是参加反聂派“北大井冈山”组织。并在首都地派在北大五四运动场召开的几千人大会上发言，批判聂元梓在干部问题上的打击一大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参加了北大井冈山组织的反校文革老佛爷的静坐示威。殊不知，在两派激烈派斗中自己已经走入十分危险的境地，那时全国都在派斗，疯了一样。急红了眼，就升级为武斗，有的地方机枪坦克都用上了。北大清华都派性分明，我二哥在清华加入了414。小妹给北大井冈山跑腿儿送文件等。她与汤一介之女汤丹，荣天林之女荣景斯在一起，跑得很欢。我这狗仔子脱离了学校，在家闷头画画儿。可以说，全国进入武斗，山河一片红，如社论所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人民日报的社论，高音喇叭里喊的刺耳的响）。北大校内学生宿舍28楼一带武斗已是大抢，长矛刺刀见红了。就在那1967年10月18日。秋风瑟瑟的夜晚，我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见以下我于2014年9月11日所发表文章《家在燕东园24号北》中看到的介绍：
那是1967年10月18日，那时北大两派已开始武斗，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天擦黑刚吃完晚饭，家人还围坐在饭桌旁，突然一群青年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钢管儿改制的长矛冲到眼前。他们二话不说，将全家人赶上楼关进厕所，厕所门儿被紧紧关闭，有专人持长矛把守，并不准家人推开门张望。这时只听到楼内一通噼里啪啦稀里哗啦，包括凿墙的轰隆声。有一条大腿已截肢并患有精神病的外婆，受惊吓发病骚动喧闹。这样儿翻箱倒柜儿足有三个多小时，突然寂静无声。我即推开厕所门儿确定人已跑空，我立即冲下楼梯，骑上父亲的自行车儿追出去。直到燕东园外院儿大门口儿下坡处，才看到这群人扛着长矛大步流星向外走，人群中有人发现是我，一把夺过自行车儿，轰我滚回去。并不断威胁要揍我。他们人多势众，又手持武器，我只好空手徒步二三百米回家。到底也没弄明白这帮人是哪儿来的抢匪，还被抢走一辆自行车儿。多年后，那车扔在校内第二体育馆楼上。校卫队通知我去现场识别车，已经没有了前轮子。后来得知，那里就是新北大公社的武斗总指挥部。抄家当晚，回到家中已是一片狼藉。杂物损毁严重，所有物件儿都在地上。简直无处下脚，可以挪动的所有衣柜书架等全部挪离墙面，抄家者把有空洞的墙打了洞，以看墙内究竟。书籍也一本本翻找过，扔在地下，事后经大致清点除已被砸坏在地的外，大批物品丢失。就在全家发愣发呆的时候，突然全校高音喇叭同时启动，广播新北大公社关于“打倒反共老手、美国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保翻天急先锋周一良的严正声明”。高音刺破寂静的夜空，连远在校东门儿外的燕东园都听得清清楚楚，声明反复播送多遍，直至午夜，让人听得头皮发麻。自此，家父由“反动学术权威”，“陆平黑帮走资派”两顶帽子又加上了更罪恶的三顶，共为五顶。真可谓是五毒俱全，从那晚上起，我家就变成了破烂市粥棚（引自红灯记台词）。随时有公社战士光临，在抄家后的第二第三天，我们家属不服，在大饭厅，也就是现在的大讲堂显著位置贴出抗议大字报。据我所知北大在整个文化革命中，站出来贴大字报抗议的子女只有两家，而另一家儿为戈华副书记副校长的子女戈江生、戈雁生。为此，我二哥一天从就读的清华大学回家，在后院儿，被又来洗劫的“社卒”堵住，暴打了一通，身上被长矛抽打的血印多日不退。来串门儿的小将在我家室内白墙上刷满了打倒周邓的黑墨大标语，家母也带上了三顶帽子：即“美国特务、漏网右派、周一良的臭婆娘”。变为专政对象。抄家后，没两天父亲就被带走了，好久没有回来，以后只在校内批斗会的台上才能一见。很快，住房压缩了，楼下两间全都让了出去，只剩楼上两间半。书籍被按立方米卖给废品收购站，以腾出空兼用于糊口。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68年4月29日晚上，一群武装“社卒”闯进门，用长矛对着母亲鼻子尖儿要钱，要国库券，要存折。一步步将家母由楼下大门口儿逼着退着走上那又窄又陡的楼梯，一直退到最后一间房的犄角旮旯儿处，“社卒”用长矛对着母亲鼻尖儿和嗓子眼儿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威胁恐吓。那时家中拿哪还有这些东西呀，早抄走了，最后把仅有的68元生活费也拿走了事。楼下挤进来的中文系吕乃岩先生惊吓得一夜未睡着觉，他后来讲，那长毛垛水泥楼梯的声音老在耳边响，他住屋内的满墙标语是他家拿报纸按钉一直盖着，多年后，作为美籍华人科学家的我五叔来探亲，学校才派人将一楼的大标语刷掉，
抄家的两周后，1967年11月2日，经领袖题字改版的《新北大报》整版刊出了撕破反共老手周一良画皮的文章。正是罪行累累，十恶不赦。其中“乞活考”一文儿何以反共现自有公论，“美得特务”一条儿可见周启博在美出版华文书《百般委屈难求全》，内有李克李又安夫妻案的详情。抄家中抄走我大哥周启乾旧藏，青天白日旗的邮票成了一大罪状。而我多年存的包括父母自美带回来的七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邮票若干册全不翼而飞，还有天津，我爷爷因我爱刻图章送给我的他珍藏数百近千方汉印的拓本，是手拓散装尚未装订的。那些汉代铜印是国宝，他都捐给了天津艺术博物馆。这样珍贵的拓本在家父被秘密关押在朗润园北招待所期间，也是后来梁校集中办公之地，在上厕所时看到审查人员如厕后，当手纸用完扔了满地，这真是洛阳纸贵，到他们腚下轻如鸿毛。我刻的印章多已不见，书籍和各种物品失散及被卡车拉走的也不计其数，多年后才得知那晚上是聂元梓的二号人物，孙蓬一乘212吉普亲自指挥，另有一辆核载八吨的解放牌儿大卡车来拉抄家物品。到落实政策还抄家物品时，什么也没有了。
很快父母双双荣膺校革委会聂元梓开设的黑帮劳改大院儿“双院士”。家中只剩下我们子女三人，每人每月12.5元生活费，再加上外婆有17.5元生活费，共55元。家父母在押，每人每月只有11.5元生活费。这是极具人道主义的分配方式。聂元梓、校文革当时是代表北大的校一级组织。感谢组织的关怀和爱护。最近我看到罗点点的文章。他们高干子女是每人每月25元整，多出我们一倍。这样儿我们经常吃大棒骨煮汤，熬各种菜，啃完大棒骨，拿网兜盛上挂在墙上。晾干后每斤卖两到三分钱再用于吃饭。我也再没有自行车儿了，也没心思骑着破车满街看大字报，看批斗会了，只有老老实实在家做饭吃饭。画画儿，给自己未来找出路。后来下乡单个落户，这两样儿 “基本功”都用上了。
2008年。当我搬出曾与父母同住的蓝旗营小区时。偶然发现家母手写的1967年10月18日夜抄走物品清单，其中大项有：箱子四个，自行车一辆是家母的自行车儿，衣物书籍约十麻袋，定期存单，各项细软均有明细帐。这是一个珍贵的记录。另有记录：1968年4月中旬，历史系以谢火金同学为首来家取走存折现款，并附有谢火金本人签字收据。而“到了5月29日上午谢火金领同学再抄走收据和大照片。”另外还有一份1968年2月到1969年7月扣发工资情况。是1970年3月追忆书写的。此外还有1966年9月10日上交工资半数和1968年3月4日和5日被收走存折儿、存单、现款一览表。每项均记录下经手人人名儿。李长源、段玉然等人。将来如有机会，这些都应进入文革博物馆。
在全国实行免费火车大串联那段时间里，我因发低烧找不到病因，还住了一阵子医院，最后不了了之了。可是因此没能去各地串联。少开了不少眼界，那时学校也不用去了，成了彻底的逍遥派。自己在家闷头画画，速写是短板，就骑车出去找人多的地方儿画速写。北京火车站人多，到那儿去画。接触到油画，没有画布，就在玻璃板上画。天无绝人之路，我的三叔九叔都是京津两地的建筑师。一个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副院长。白石桥首都体育馆的总建筑师，另一个是天津建筑设计院的副院长，文革扫四旧，天津三叔的一些画具、画布、画笔、画册幸免于难，因是放在杂居楼的地下室。我从天津运回北京，大为受益。北京九叔也将他多年存的画片儿和他辛辛苦苦画的大量建筑铅笔画一并给我做参考，把我全面武装起来。再后来，画家李宗津先生被迫从中关园独立户型迁到我住的燕东园。与杨业治拼住。李宗津夫人周珊凤是家母西语系的同事。我于是自报家门，投身于李先生门下学画。接触到正规的学院派西洋油画，受益匪浅。当时懵懵懂懂的觉得考学没有了，还得搞一技之长，有的人吹拉弹唱，我还是发挥己之所长，比闲呆着无所事事强。
在那两年多里，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张承先工作组只是打倒陆平黑帮。家父是“按部就班”地做系里的黑帮。批判、斗争、审查、请罪、劳改都属中规中举。家母因只是高教五级。又是半路从留学生班调过来的。挨批受整在系里是排不上号儿的，这还要感谢组织。她原在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修班是解放初中共与苏欧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后互派留学生时，周培源在清华任职，点名要家母干这个。因为她在太平洋战争时，在美国就教美军中文，以便参战用。因为她有一定经验，回国在清华还干这一行。院系调整划给了北大。她自然还是专修班的班主任。另派有郭良夫任书记，家父母都是书生气十足，回来时“慢卷诗书喜若狂”（父诗）。回来后，忠诚老实心怀坦荡，一切都如实向组织交代。
50年代中期，国家建设需要大批人才。组织出面，要求大陆知识分子用各种方式动员自己在欧美的亲友回国效力，家父曾有动员在美大学任教的杨联陞（字莲生）先生、邓嗣禹先生、王伊同先生回国。受组织委托1956年5月2日，家父曾有一长信近来被澎湃新闻2020年4月29日披露了原文。其中家父讲道： “我们常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句话，大可概括一切。”后面我将单独解释这句话。而家母奉命给在美国的五叔（斯坦福大学高级神经医学教授）写信。家母曾多次说道当年五叔面临两条路选择，一是去延安投身革命，二是去美国留学，结果选了后者。当时家父母正在美国打拼，并帮助他到了美国，生活上给他提供了一些方便，所以家父母受组织委托下笔写信，信中提到，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是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意思是说，出外再好，也不如回自己国家好，是劝五叔回国的话。这类信都是写出一式两份儿，一份儿交给组织。结果后来被视为污蔑伟大祖国。属右派言论。
而实际上。50年代，两国经济科技文化差距很大，五叔不但未归，后来在60年代，他及一大批四九年前滞留在美的有成就的学者纷纷入了美籍，是因为美国当时的法律，非美籍学者在科研经费等方面都会有很大限制，而真正有眼光，有头脑的科学家是不回来的，如巫宁坤自己回来时动员李政道也回国，李说我不愿意回去被洗脑，结果李在美获得了诺贝尔奖。巫回来后没几年即被整肃，发配兴凯湖劳改农场，历经劫难，晚年又回到美国写有《一滴泪》陈述他回国的遭遇，并被译成多国文字。
他在美入住养老院。安度晚年。大批回国的，又有多少的泪诉不尽呐。我的二姑二姑父，周珣良、查良铮，（诗人翻译家穆旦）就是一例。家母劝归不成，却自找了罪名。
在现实生活中。家母的老邓家，唯一一个出走台湾的，确实邓家最兴旺的一支。当年家母和我三姨不看好的二舅，自幼活分，带着小舅舅在外到处乱跑，1949年他在成都军校（黄埔20几期的学员）。在黄浦江口，几进几出。去了台湾后成为大学军训教官，1988年衣锦还乡，温文尔雅，待人处事极具台湾人特有的老传统。与经过文革洗礼的大陆人大相迳庭。子女留美的留美经商的经商兴旺发达。当他知道留在大陆的姐弟受牵连罪名多多时。回来论罪行赏。带满大件儿馈赠家人。可见我在家父《钻石婚杂忆》一书附记中的文字。而滞留大陆的没有一个好果子吃。二舅去探望同父异母的大舅，在那低矮狭小阴暗潮湿的小耳房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室内空间就是全院儿的自来水井盖儿。二舅当时声泪俱下，赶紧拿出美金献上。多年来，家母派我去那儿送点儿银两，大舅母老瘦枯干，盖张纸哭的过了。历经劫难的父亲改了话口说，这是新社会把人变成鬼。而小时候。提笼架鸟儿被家母和三姨看不惯的二舅却一表人才，国民党把鬼变成人了。而那自幼和二舅玩儿在一块儿的小舅舅可就惨了。一次二舅带他到一个地方。也记不清是什么地方去玩儿。好像填了一个什么表格？那时他才十五六岁，此后再没去过那里，很快就解放了。解放后的忠诚老实运动中，他向组织交代了这段情况，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在哪里填的是什么表格，且二舅已赴台，没有证人，也没拿到他填的什么表格做证据，就不明不白的定了个历史反革命。从南开大学毕业分到劳动部后，对象也吹了，公职没有了。最终携后来又找的夫人，（该人工人出身，声言不怕，看上他一表人才）。婚后不久就一同发配到东北853农场。由劳动改造变成留厂职工。文革没少挨整，后来和知青打成一片。他人品敦厚老实，会唱戏，能写段子，姜昆最早在那儿说的是他编的相声。退休后多年寄居京津。最后是全平反还入了党。家母在饭桌儿上淡淡的说到他入党的事儿。莫大于心死。母亲的心情我太可以理解了，她也曾经要求入党，谁知道这么多年组织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道的反复无常，跟着家父上宾下囚几红几黑。早已熟腾了。组织就是八抬大轿来请她也不入了。而小舅一生断送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上了。献完青春献子孙，又该是何等的慨叹啊。这种毁了一代，又毁二代，换了一家又一家的。冤假错案比比皆是，又该当何罪。我三姨解放初从美国留学回来，在女11中（崇慈女中）教语文，也是靠拢组织。却因出身，海外关系等不予入党。文革特级教师一通批斗劳改，改革开放后对知识分子大开门儿，吸收入了党，家母在饭桌上宣布此事，她作为周一良的臭婆娘，心中不定怎么嗤之以鼻呢。我五姨更是个倒霉鬼，解放初考上了协和护校。紧接着又考上了北大外语系，她想不去协和改去北大，家母一肚子仁义礼智信劝阻五姨去协和，讲究有先来后到，协和报道了就得去。结果学成后成为北医一院护士长，偏偏在文革期间。因为病人住院丢了一块手表，怀疑是她拿了，无妄之灾。趁着领袖号召，626医疗面向基层，面向边疆。组织卸包袱发配他一家去了甘肃省平凉县，后来案子破了与她无关，可人也走了，三个子女也成了平凉人。没什么好去向，姨夫南开大学毕业，在那儿生活失意、早亡，一家落魄，此为甘肃鬼有谁问津？这样身在大陆的老邓家一家就算败掉了，像家母这样儿的人家儿太多了，这种情况，仔细一分析，家母没有家父拥有的被中央重点利用的民族资本家的老太爷。那周叔弢是刘少奇在1949年点名说是剥削有功的。刘去天津与天津工商界座谈，讲到民族资产阶级推动生产力是有功的。爷爷当场说，剥削是有罪的，怎么是有功的呢。刘回北京在中央的会议上讲，中央的小会议上讲，天津有个叫周叔弢的民族资本家，说剥削是有罪的，我说怎么有罪呢，你剥削是有功的，结果文革中，少奇同志死于非命，爷爷好歹活下来了。刘少奇当时想搞“和平民主新阶段”。不是毛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届政协，周总理亲自签署，请天津老太爷北京开政协会，当时第一届政协原委员只有几十人，他入选了并委以天津市副市长。重任实际上是摆设，黄静为市长。到三五反时打老虎，毛又亲自保他过关。打一打，揉一揉。55年开始又任全国人大常委天津市副市长，一直坐到文革前期。俨然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家母确实出身于第一批留日的律师家庭，父亲做过李彦宏的国会议员因脑溢血早亡，家道中落，外婆当即受刺激患了神经病。母亲老大，姐代母职，后来出来念书。三姨掌家，吃瓦片儿，大房卖了换中房，中房卖了换小房子。我不知她填什么出身，反正不是组织待见的。加之又有二舅逃台这样的社会关系，想入党难上难。有关家母的事儿可看《钻石婚杂忆》一书附录中我的追思会发言。母亲一向干事儿认真。眼里不揉沙子，要别人做到的，自己必先做到。无论是家里家外。最近两年我才从别人嘴里得知。他在留学生班留下一个外号儿，叫婆婆。这话无非是说他工作认真，对自己与对别人一样严格招人不待见，尤其是招那党的化身郭良夫不待见，矛盾多多。这样儿反右时也受到批判。到北京语言学院成立前期。她被调到西语系教公共英语，按组织的说法是留学生班要调出北大，组建新的语言学院。北大要留住人才，没让她走。这明明是组织嫌他思想右倾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不宜教洋人把她踢出来了。因她业务上毫无任何问题，留学生班用的教材都是她主编的，那时强调集体，未属个人名儿。而那部教材直到1982年我二哥赴美在美国见到用的学中文教材还是那套文本。到了90年代母亲业务归队，又重编了一套，还是以她为主要编者之一，当年的她的呕心沥血，夜以继日。都是我们子女眼见的。说不用你就一棒子。母亲当时着实想不通。可是谁又能知道世事弄人啊。事后的变迁是她因祸得福，杨周汉先生的夫人，她的好友王还顶上她那个角色去了语言学院。文革首当其冲，阴阳头也剃了，各种批斗应有尽有。苦不堪言。那整她的那个郭良夫书记后调厦门大学，文革也没捞到好，反倒是她如果没有家父牵连，还算好过一点儿。别看她左边躲过一刀。右边儿又来了一刀。躲过了初一，没躲过15。他真正受大罪是吃家父“挂落儿”追加了三顶帽子。漏网右派，美国特务，周一良的臭婆娘。他们双双荣膺劳改大院儿双院士，是北大少有的几对儿之一，什么罪都受了。
历史就是这样的吊诡。中国几千年出了各式各样的皇帝。“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为此奸雄能把整个知识阶层毁了，大伙儿还替他点赞的点赞，如翦伯赞夫妇双方服毒自杀冤深似海，自尽前还要写纸条儿高呼万岁万万岁。如家父周一良。从运动初的批斗不低头，到经领袖挑动，文革派发起批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地派4-5千人大会上，批聂元梓结果一派涂地被置之死地而后生。到了今儿领袖又来了个“三个正确对待”，让你饶了被打倒了还得感恩戴德。给打你的组织点钱，把几十年积蓄的3万元钱。取出自己那一半儿，交了党费。幸亏家母已看透，阻止把她那一半儿留下了，不捐！过去民间说法是被卖了，还给主子点钱，现在这是置于死地而后生，还给主子捐钱。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现象。幸亏人还皮实。那五顶帽子哪一顶自杀都够用，何况五毒俱全却硬是活过来了。不死也有好待遇，黑帮劳改大院包吃包住，我们子女每人12块五一个月的生活费。神经病的老外婆多给了五块，是17块五。J供给制仿佛早期的共产主义。“其他的钱都共产了”。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每日除了做饭就是闷头画画。那一阶段挤房风盛行。老九门的房多被其他人挤占。或缩小面积。或腾房合住，或扫地出门。
画家李宗经随夫人西语系教授周珊凤从中关园滚到了燕东园杨叶志教授楼下同住。使我有机会投入李先生门下，一两年时间受益匪浅。但好景不长，1968年秋一天。历史系工宣队师傅推门而进。勒令我去插队，好在我早有准备。1968年时，学校停课闹革命，工矿企业。有的停产打派仗，武斗，大批学生没处去，领袖美其名曰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要安家落户。学校先是去山西，榆次，再一批就是黑龙江阿荣旗。我的同学好友管利同学，家在京郊顺义。他来自朝阳区呼家楼中学。他的语文老师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现在回想，八成儿是右派或右倾学生，那时才分到中学。我们北大附中的大部分老师也来自北大，相当一部分是当年的右派或右倾学生。从轻处理到了北大附。可课教的极好而管利的老师就培养出了他这文科优等生，他的作文《我的故乡》获奖并选入中学生作文选《今天我喂鸡》，或是《我和姐姐争冠军》中。文中叙述了他暑期回乡一路的快乐心情和农村的一片繁荣景象，老师鼓励他上北大中文系，他也是抱着这个梦想来到北大附中，还是我们班的班干部。他拟回乡，跟我又是挚友，就联系当地给我办了“投亲靠友”去插队。我一权衡，既然要安家落户，北京郊区肯定比发配边远好一些。父母劳改不住在家里，我正在斗室中画画儿。下乡的东西早已准备好了，他们一看。没得可说了，徘徊了一阵子，扬长而去，是属和平劝插。而我爱人那边儿情况则不然，他所在的清华附中的工宣队队成员是北京医疗器械总厂的男师傅，到家里要她的户口本儿要去强行给他转户口，我那岳母说他家已有两个孩子去山西插队了，这孩子太小，才16岁可否留下工人师傅不答应。赖着不走，并来过多次。因一次他哥哥姐姐冬闲已由山西返回北京在家里。见此情景，怒而骂起他来。他见势走掉去其母所在学校，清华附小联合校方逼迫其母。那个年头儿，谁敢违抗学校。砸了饭碗何以养活一家老小。其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现行反革命之罪名发配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其母只好交出户口本儿，让我爱人初中一年级才16岁，即去吉林白城插队八年，是最后一个离开村子回京的。在看我妹妹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文革，15岁就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哪儿是什么知识青年，分明是无知少年，此身份定格儿是他童年的同学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的小儿子所言。那时候。我爹妈共八顶帽子在呀，被专政劳改，我是破鼓乱人捶。哪还有疵毛儿的份儿。
实际上，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倡导的上山下乡。是人类史的一次反动。领袖一个回首。1700万人风卷残云，一下被刮到全国各个角落。而这些娃娃正是长身体，学知识的大好年华。从教育学上来讲，连续不间断的小中大学教育是正常的培养人才的必经之路。从中拦腰斩断，无疑是毁了一代人。其中的龙子，农村镀一下金，立即捷足先登，参军入党提干。另有极少数志向远大又聪明好学的，在磨练意志又劳其筋骨后，鲤鱼跳龙门上了大学。绝大部分家境一般，本科在学校受到完整教育后，服务社会成为可用之才，却因上山下乡被打得七零八散。阴错阳差的生活轨迹。使他们最终干什么的都有，完全没有得到个人的有利发展和社会人尽其才的利用。成为被耽误的一代。
更有甚者一些由于出身或家庭背景，在文革中家庭或个人备受冲击，上山下乡又以狗仔黑七类子女身份。被赶下乡的一代人。在这类人种中。又有在农村遇见各种天灾人祸的不幸者，最后被完全断送了一生。有的或病或残，或死或疯。如爹妈一样，成了毁二代。今年坊间多有报道。还有的出境支援世界革命，或在当地保卫边疆救火。救灾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那些本也不是该由他们去完成事情的。总之，这人类史上别出心裁的壮举，使六七个年龄组的无知少年到知识青年被活活的耽误了，这也是国家的一大损失。正如邓公小平同志所言，造成几方面的不满意。国家。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损失，纯属劳民伤财。
我很快于1968年11月6日和我的同学出发了。先搭精棉二厂的顺风卡车冒着小雪来到京东第一镇的杨镇。又改乘陈坨儿大队派来的牛车。冒雪十几里路晃晃悠悠的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进村儿。头一回坐觉得这车真慢，急死人，不想日后就与这牛车接下了不解之缘。进村儿就住进了管志强大爷的家。那年管大爷一家能接纳我投亲靠友同去插队实属不易。他家五间大瓦房。北方还有两间西厢房。按政策政府发给我五十元钱安家费线里扣除了一元的办公费49元悉数拨给了顺义县杨镇公社陈坨儿大队。管际祥大爷属于第四生产队，我就成了四队队员，吃住都在管大爷家。按惯例，我们三口人一块儿用一两天把生活安顿好了就去上工了，那一冬春，我这傻大个子干得最多的就是跟着牛车负责装粪肥卸粪肥，为春耕做准备。要把各家猪圈起出来的猪粪拉到生产队场上去，堆好闷熟了，等开春再送到地里备耕。那套牲口赶车，有车把式。我就是小伙计，在后边儿跟着管装卸，这笨力气活儿正适合我，本来没有什么欢迎仪式，我就是回乡和投亲靠友的。我们自己想烧把火，就在管大爷家门上贴出了对联儿。上联是读宝书发誓言，永在陈坨儿干革命。下联儿，现在记不清了，刚去时还有两位女初中生，是管利他大哥在京棉二厂同事的孩子，但不久有一位去别村儿他亲戚家了。另一个去了二队管大爷二弟家。刚去乡下，可把那女孩儿累着了。一次收工回来，蹲坐在门槛儿上就睡着了。那劳动第一关是很难过的。那时管大妈在京棉二厂。给他大儿子，看看孩子。两个女生走后。就是我管利和管大爷三个人过。管大爷总是鼓励我人是练啥有啥。那地是蹲着向前移，两手不停的干，一气儿就是几里地，腿疼的走不了路，割麦子更是起五经，抢时间弯腰猫着一口气儿就几里地，腰就像要折了一样。我高中后来因腰椎间盘突出是免体育课的，这么恶治慢慢儿坐骨神经疼和右下肢放射疼到有所减轻，真是不可思议。回城后，我在西城副食管理处组织机关干部下乡抢收，我手握从陈坨儿带回的镰刀，一马当先，那工会主席是农村人，一看我那自己磨好的镰刀和一身打扮儿就说，今儿的麦子是你的啦，一上手落了绝大部分干部半截子还多，心中那种喜悦不言而喻。在生活上，管大爷告诉我，可只用七根棒街熬一锅粥（是大柴锅熬），逐渐我也学会了村儿里习俗，就是两稀一干，早晚熬棒子糁儿粥，中午贴饼子。等于中午一顿饭是干的贴饼子，或者是其他的。
我插队时，正值红海洋盛行。我的一技之长。派上了用场。那时还没有机械化。农忙时缺劳力，我必须在生产队干活儿，越是农忙，累的时候越要下地干活儿，农闲时生产队愿意我出去画毛主席像好给生产队挣钱。队上规定。我外出按手艺人。例如木匠瓦匠油漆匠出村儿干活儿是两块五一天，其中交队上一天一块五毛钱，记满分儿六分儿，剩下一元钱，我吃饭自用。那时队上一分分红为八分钱。满分儿，六分儿和四毛八。是我的工分收入，这样队上留纯利润一元挂零儿，我刚去是生手，每日出工记五分儿和四毛钱。后来长为五点儿五分儿和四毛四分钱，因为我有腰病，扛不了200斤麻袋上粮食垛。评不到六分儿，到回程时也是五点儿五分儿。这样儿，我应邀到县里各处画露天大影背的毛主席像一般都做落在单位进院儿的显著位置，例如，县直属粮库就建了高五六米高的大影背画领袖站立像。县里的油匠头儿杨继宝带领人在墙面儿上刮三遍血料腻子。一上就是三层脚手架。我们互相配合。都成了好朋友了。他派人帮我弹线打格儿，再放大样，确定造型，再深入画则需要一定的造型基础和色彩把握，要一趟一趟的近画远看。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不断地调整造型比例和色彩关系。这样巨大的影背，时间长的要画上三四周个把月，那时北京天安门的巨幅头像是美国公司的一位叫金石的。画得最好。那是两幅像交替换着挂，因日晒会褪色，必须届时修补。我到杨镇供销社去画，焦主任天天来看，一只眼有毛病，另一支眼不停地端详。他哥哥是县商业局长焦克淳，焦庄户老焦家是有名儿的地道战的民兵之家。我到沙岭公社焦各庄村儿画像是吃百家饭。天天吃派饭。一天换一家儿像 “四清”时驻村干部一样，边吃边拉家常大长见识。到沙岭中学去画时，一些北京分配去的老师，他们是首都师范学院文革间毕业的。对北京知青很热情，熟了就问我，你愿意娶当地拾柴火妞儿吗？我不好意思的笑笑，无言以对，我那时已是山穷水尽。面临着要在农村安家落户的问题，
带我回乡的同学管利比我大两岁，那年已经25周多了。在农村，当时绝对是大龄青年了。况且家来也就是说回乡就是务农啦，没想会有什么转机，当时村支书张望是后来的十大代表。都很不理解问我。为什么这样？我说就是要把城里的人下放到农村来，把农村的换到城里去。这样儿老管半年就搞好了对象，是村里的赤脚医生金大夫。按当地习俗我就要搬出去自立门户，管大爷早给我托好人了，我于是搬到他家前院儿只隔一条土路的王生大爷家暂住。王生家是三间土房。他们老两口儿住东边一间，中间堂屋是柴锅烧火做饭，西边屋堆杂物，二老还有一个小闺女才五六岁，也一起住东屋。大王生外号是瞎大爷，眼神儿不济。大个子驼背，走起路来“摘摘窝窝”，也有小六十岁了，常年住在生产队时。负责看队里的场院。只能挣几个工分儿，下地干活儿已经干不了了。大奶奶两只腿脚常年是肿的，可怜巴巴的，家里一贫如洗。四面墙。和屋顶都被烟熏得漆黑。管大爷跟我讲，你得自己开火，你吃不了他家的饭。我说在西屋生个小煤球炉，自己做饭吃，管大爷和队上乡亲都劝我要自己盖房，准备长期居家过日子。在村儿里呆熟了，我才知道王生大爷早年能折腾一气。在北边儿口外，就是张家口外，当过八路，也干过火花儿。火花儿解放后被定为反动组织。也就是土匪类的，打家结社。受过伤，有残废，军人证儿也弄丢了。回来村儿里也不算什么照顾。苦哈哈的。是全村儿最穷的人家。我那时农闲时。常在外画像。想到可否找个有房人家儿倒插门儿把自己嫁出去。可这又谈何容易，人家还挑我呢，知青不可靠，家庭有问题，不是壮劳力，人家还挑三拣四呢。但要是安家落户。就必须自己有房。自己盖房得有钱，土木之工不可擅动。我淘神受累也是不死脱层皮。老乡都举全家之力，家族或四邻帮忙，我孤身一人，谈何容易，我那时冬闲或春节也不回北京，北京也没人了，七口人，七个地方，家父在六厂二校工宣队进校后去了二七机车车辆厂开门儿办学。家母劳改去了江西鲤鱼洲，只有外婆一个人在，在北京父母把当年辞退的老保姆又请回来。当年是造反派逼着不让用的，还多发了两个月工资送走的。现在一对一照顾只剩一条腿的外婆。大哥1964或65年考入北大做我父亲的日本史研究生，一直住校，文革前有时周末回家看看书，文革就只有划清界限，无家可归了。再后来回了天津。被发配到无缝钢管厂接受再教育去了。他居然未被打成孝子贤孙。八九十年代我和二哥都脱党时他还入了党，二哥被发配到黑龙江嫩江3057部队农场劳动，我排行老三，小妹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不像很多知青插队偏远，冬闲打道回京“偎冬”，养精蓄锐，待来年春回去再战，我只有原地不动，努力挣钱，准备盖房。不外出画像时就在队上努力干活儿。中午上工前，穿着二哥大串联到新疆时当地发给他的又大又肥的警蓝色棉衣裤。面向太阳依偎在干打垒的土墙前。墙根儿是个慢坡儿。半躺半卧半坐。晒太阳简直舒服极了，现在每每回忆起来，只是当年没留那么一张照片儿。那身儿衣服一直穿到我回城，全身上下沾满油漆，我那时不敢乱花，一分钱都攒着准备盖房。
1969年夏秋之间，一次我画像从外边回来，一进屋迎面看到从地面垛到屋顶的青干草。炕上也自炕角到屋顶，垛了个满满。只留有我睡觉的一条儿地方儿和地面，够放火炉儿做饭的空间，当年那种小小铁皮炉子是没有烟囱的很轻，用棒子胡儿点火的时候提到院儿里头，煤球儿烧红了，在提进来用到晚上，让他一点儿点儿灭掉在屋里，用来取个暖，到早上起来冰凉，屋里头跟室外温度很接近。烧的是煤球儿，如在室内做饭的时候，如果一不留神。火星儿点燃干草，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原来王生大爷就是每年夏天青草最旺的时候，住在队上，晚上看场儿，白天有空儿就出去割草，背到四队场上晾干了，打成一捆一捆的。到秋后凉好了。一捆一捆的。存在我住的那屋到明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草的价钱最好，这个草一斤能卖几分钱，卖给牲口需要吃草的集体或个人来补贴他挣的那几个工分儿的不足，这是他家的救命草啊。试想一屋四墙连顶子的苇箔都熏得黑黑的，在垛上半屋多干草，窗户纸哗啦哗啦的，到种不了煤气，那整个儿一个就是黑暗的旧社会。那小半年草里有啥虫子我被窝儿就保不齐有啥虫子，每天把被褥卷得严严的放到窗根儿底下。一次那那个已经去二队住的女生张慧杰的老父亲来看我，眼泪围着眼圈儿转，哇的一声：“贤侄啊，这哪儿行啊！”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次，有人喊我贤侄。看来我是必须筹办盖房了。
在管大爷的张罗和协调下。村书记张望上公社给我申请来四分宅基地。够盖五间大北房的。位置就在管大爷院儿的正南边儿中间，只隔村北那一条主干道。那道直通四队队部(场上)。而我西房栅外是通往村中心大队队部，和小卖部粮食加工厂的。隔西边儿这条路就是王生大爷的三间北房加猪圈的小院儿。而东侧相邻的是大队副书记管中的院子。我房前向南上坡全空着呢，原来是坟岗子。
多年后，我再回村儿都盖满了房。我那房子已被队上别家儿拆了，重盖成五间大北房，要盖房先要有钱，我手头儿这点儿钱不够。赶上这时候儿。家父母的劳改大院儿已被军工宣队入校给撤了。他们都回家住了，经济上也有缓解，于是我又向家里要了200元钱就开始备料。这里管大爷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帮着套上四队的牛车。到十几里外的村子里去选树。都是私人的，现场看，现场做价交易现砍树，放倒了，去枝子把有用的装车拉回来。有的房陀。是现成的干料，有管大爷的面子，加上我干活实诚不偷懒儿，人缘儿还行，大伙儿都帮忙跑车去20多里外的盘山。山腰上拉开好的石料。附近的砖窑，拉砖等等。最累的活儿就是脱坯。蹲着一块一块的脱坯。用来垒墙夹心儿用。我也一块儿干，至今印象队上活儿最累的是割麦子。着棒街，也就是一手拿一个短把儿小镐儿，一手拢着棒子街一颗一颗的从根儿上把棒街着下来。边走边刨。刨够一搂，就撂下。一条陇砍完再回来打捆儿。
家里的活儿最累的就是脱坯，拆炕搭炕，抹房。那时候等我把料都备齐了，打算盖房时又出了故障，新上任的四队队长。是个复原军人党员，从中作梗借故秋收活儿忙不批，社员们请假来帮我盖房。实际那两间房，三天工就支起来了。内因就是我们刚去那年赶上农村清理阶级队伍。我俩帮助社员写大字报，批判四队的余进贵，他参加过伙会儿，人称“二尖子”。而这个副队长周祯旺家跟这个进贵家最好，得机会报复我了。但如不开工，备好的料，特别是土坯子露天码放。过一冬风吹日晒雨淋会坏的，半途中别人盖房找你借砖，你借不借。借了明儿个你自己要用的时候对方能按时还吗？都是麻烦事儿。大伙儿给我出主意，去找大队支部书记管得发。本以为知青自己盖房应得到支持。可是他怕得罪人，两头为难，最后说不行，就明年春天开春儿再盖吧。大晚上的，我坐他家炕头儿上，脑袋嗡一下子两眼直冒金星儿说不出话来。我去，只在书上看讲两眼冒金星儿闹半天真会有的，当时心太切了。这一窝脖儿知道了阶级报复的厉害了。怪不得农村都讲究不得罪人，好在那一冬风调雨顺，第二年春天没等我张罗队上老乡一抱团儿。就把房盖起来了，十来个壮劳力来帮工，我一早儿骑车去杨镇买大几十斤一大面袋儿馒头，回来一看放线的码搡的垒根脚的，跑砖砌墙的干得热火朝天，房盖下来了，我掉了十几斤肉。一米八的大个子还剩下110斤重了，但心里高兴，总算有了安身立命之处。全算下来，费用大概有五六百元。当时。把着两房山只盖了两小间。还是土顶。将来有钱了，也确有需要时再向东街那三间。
1972年回京时，以450元折价给了生产队1970年初春，正在清干草最紧缺时，房东王生大爷将草卖出。他在邻村儿业兴庄儿的大女婿来了。我也帮着将半屋子青干草一捆一捆地背出去装车，结束了与草共屋的生活。
天再暖和些我自己的房子落成了。我的房是砖报脚儿，外用也就是外墙的外面儿全都是砖和石头心儿。屋里侧都是泥坯垒的，这房最大的缺陷就是顶子是土顶的。没有钱挂瓦顶子。每年春天都要拆了土炕。用有油烟子串过的土坯和泥，加上麦秸，即所谓华街泥，抹房顶子子。我因人口少。用柴火烧饭少，泥坯油性就小，每年到雨季都有屋顶渗水漏水。屋外大下室内小下。外边儿不下，里边儿还滴答。滴水穿石。故的在室内的土地上能滴出七八公分水滴的洞洞。立着可以插进一个手指头，炕上则需要拿盆儿接水或蒙上塑料布。不过这都是能克服的。房内一切都是土制品。凳子，饭桌儿兼存物柜，都是土坯垒的。只有炕上的炕席是苇子编的。这样的生活已经很好啦。比我在陕北插队的好友陈小悦，他为了念书，后来从集体点儿搬到一个赤贫农户家。各方面儿都更艰苦，我用水只需要二三十米远就是水井井台儿。水也还干净。而我在山西插队的同事后来告诉我。那里的小孩儿因为缺水，脸脏了，家长把孩子叫过来，迎面而向孩子脸上吐口吐沫，拿手在脸上一葫芦就算洗脸了。我屋前的四分地都栽了白薯，生产队别处还给我分了一块儿自留地，也是种白薯。晚秋儿，我爬上屋顶上晒白薯干儿最方便。坡顶不怕踩，瓦顶则不然。每年春抹顶子是大事儿。我都要请人一块儿帮我和泥上顶子。抹抹房。这是一个人儿干不了的活儿。我一个人儿住进自己的小房儿，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户儿了。因为我是一个人住，这儿就成了全队小年轻儿的活动中心。农村有一个风俗，哪家儿一娶了媳妇儿。就晚上就没有人上他那儿串门儿了。我这光棍儿堂是全村的情报中心。对上村儿里其他队有什么事儿，我立马儿知道。能跟当地人水乳交融。这跟各学校组织的集体去插队，形成了知青集体户，完全两码事儿。是真正的融入农民的汪洋大海。遗憾的是没有照相机。应留下印记。现在只有1972年我二哥由东北回京，陪家父来了一趟，陈坨儿，在我的小屋外，西方山前照了唯一的一张像。载入家父所著《钻石婚杂忆》P78页。这样，我比知青点儿的知青上工是干农活儿收工回来还是自成系统。只不过是知青们自己在农村过自己的集体生活罢了。我是融入到贫下中农的汪洋大海。这样就使我思考问题更为实际了。务实的很啊。
学校中的各种品质，我学了个全。到现在一怒之下骂起人来比城里人花哨多了，不料回城后派上了大用场。而这种插队和农村集体点儿的集体插队。还有一点儿不一样，是知青一到冬季农闲就都纷纷回京了，我很少回家，而且京郊农村冬季没有没事儿的时候，村里修渠备耕积肥。此外，就是组织大家出村儿住外边儿挖河。大搞农田水利。记得有一年。治理温玉河快到通县那边儿吧。住席棚在地，露天吃饭。挑担子挑来两桶馒头，一抢而光壮劳力五个指头伸进去。四个手指缝儿，每个份儿夹一个二两大馒头，双手下去就抢八个。人都跟饿虎扑食一样。没菜了，只有汤喝。推小车儿上坝，汗流如雨。村里一位小鞋匠常年不干活儿，出去给人修鞋也哄去挖河，累得20几岁大小伙子直哭。我的棉裤汗湿透了，渗出来都结了白霜。真把人累着了，比农活儿还累，有定额儿的。各村去的比着干包工到个人，比割麦子一人一笼，望不到头儿还难过。晚上在工地就是住席棚，一个人挨一个人紧贴着。我这大瘦高个子盖房掉了十几斤。那次也是掉肉。这儿近四年的插队。什么脏活儿累活儿都干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坠机时，县文化馆驻市县电影队正借调我去画幻灯。给各村儿放正式电影儿前加放思想教育的幻灯片。都老晚该睡觉了。电影队老冯躺床上，突然问我知不知道。我大吃一惊，那时我跟外界跟北京没有任何联系，就是务农。对这些事儿浑然不知，下边儿他们县里消息倒挺灵。我只顾自己眼前这点儿事儿了。林彪事件使我开始反思党内高层斗争的残酷，不光是个整死的刘少奇，颠覆了我的一些信念，闹半天共产党内是这样儿。在这之前，我还被集中到县委招待所住，是县文化馆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儿毛泽东画像学习班儿请了中央美院的王征骅、杨红太、文国璋几位老师来教，范增也来过一两趟，还给我信手挥毫画了一张牧童的。墨笔单线勾勒，极其神速，一挥而就。像画一笔画儿一样。但没有署名，是在八开报纸白报纸上画的。多年后，纸都泛黄了，那熟练准确，让我惊叹不已。县委宣传部赵学铭主持，文化馆李尚贤具体经办，除课堂习作外，就是现场操作，给县里城里主要路口儿画巨幅领袖像。我们打下手。记忆最清的清楚的是，京顺路至顺西门儿外巨幅。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挥手和摇小红本儿的画面儿。因是双人站天安门上，所以超大，七至八米高，20米宽，不然也压不住西门儿交通要道那大场面，那时我们县里，我在县里小有名气，人民美术出版社画连环画儿的大关，在张喜庄公社画像，他是画单线黑白连环画儿的，处理不好色彩问题，半途把我找去修改。在县里学习班儿上，我结识了杨鸿泰老师，他为人和蔼，谦逊。给我也画了副32开头像的素描。现在仍挂在我卧室中。之后多年都有请益受益匪浅，就在林彪事件之前，县里的阶级斗争政治思想教育农业学大寨一打三法，抓的是很紧的县里办过学大寨展览。我在陈屯儿那几年。村儿里农业上的很快。以小麦高产著称，那两年，县里或是农口儿都在陈陀儿开小麦种植现场会，我的同学管利调到大队做脱产的专职电工了，再过个一年半载，又调到相邻的龙湾团公社，政工组正式转干了，那时村里来了四至五个招工名额，但不是专门指定给知青的，都是村干部的二代去了，没知青的份儿。嫁到二队的张慧洁的丈夫去了，我何尝不想招工啊？农村的路太艰难了。但是没辙，只好想着干活儿，挣钱把那东边儿三间房街上。1971年秋的一天，我正在屋顶上晾我自留地和房前地收的白薯干儿。邮差送来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家父告我外婆病危住北医三院了，我请了假，第二天骑上车五个多小时往回赶，下午到三院护士台一问人已不在了，回家问家父火化已完毕。那封信。走了有三四天，家父一个人把事儿办了。家母尚在江西鲤鱼洲劳动。其他人也各在他乡，想起外婆孤独一人一条腿坐在地上的草垫子上，靠胳膊支撑着一步一步地挪，那抄家时的惨状。那泛起神经病时的病态心理，真怪难受的，这是我下乡后很少的几次回京。头一年春节都是在农村过的。
“狗崽子”，我一直不服这口气，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记得我临下乡前，到北大校园南门儿那儿的三十几楼好像是年轻教师单身宿舍。那时军宣队刚进校，把黑帮劳改大院儿，也就是季羡林先生所说的牛棚取。发配家母住那个楼负责全楼的打扫卫生。我匆匆告别，她给了我一个小剪手趾甲刀，多年后我返程就又将那刀完好地还给了她，她说，你这没良心的，我当时不懂，后来一想，那是给我离别的信物啊，我应视为珍宝，永久保存经过了插队，我才开始知道了人生，开始学习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书本儿知识与中国农村社会实践相结合，打掉了一点儿书生气，开始变成可食人间烟火的社会人。闹半天社会是这样儿啊，农村是这样儿啊。敢情农村人与人关系最讲究和为贵，讲中庸。出头的椽子先糟。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在村子里，好人缘儿是第一位的，管大爷就是典型，他人缘儿好，聪明善策划肯干，解放初。公私合营前就已有了牲口拉的两轮儿胶皮轮儿的大车了。边种地边拉脚，合作化时积极入社，立即把大车交了出去。按他那情况，又种地又拉脚，闹不好就划富农。他人缘儿好、本分，审时度势，化成了上中农，仍然在村儿里德高望重，号称大掌柜的。他常跑外见识广，50年代把两个儿子都送到北京，一个在棉纺厂，一个在交通队，三儿子管利也带出去，在北京念书，我去那儿投亲靠友。和后来盖房也都是他给张罗着。可我俩倒好。到那儿就搞阶级斗争结果自己吃了大苦头儿。踏入社会，待人接物也不会住王生大爷家除了给人家挑水，也没帮过啥忙，生活虽比他家好，也没接济过人家，返程以后觉出味儿来了才每当过年给他们寄点儿钱，都是马后客了。一点儿一点儿，学着学做人吧
2018年，已是上山下乡50周年了。人们对上山下乡褒贬不一，依我看，这是对人类的反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人类生活的准则，从猿到人，从山洞野外森林走向生活资源生存环境环境好的地方一步步进化而来，从农耕活动到小手工业集贸集市到大工业生产逐步升级。这倒好，反其道而行之，还美其名曰支援边疆，开发落后地区，实际是卸包袱毁一代人。随着改革开放，又出现了农民工进城的大潮。几忆人涌向城市和城镇，人们本能地向高处走，自己解放自己脱贫致富。这是对1700万知青逆向下乡的无情嘲弄，世人向高处走的合理流动。政府面临的是如何妥善安置留守儿童和老人。如何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生活水平，使农村保持住足够的劳动力。是想向美国农业生产力那么高的地区。会有这样猛烈的民工潮吗？6亿人月收入1000元以下，何以维持？那算是脱贫了吗？
1972年8月。我被招工到了北京市西城区副食品管理处，后来听招我的人讲。地方上不愿意放。还做了些交换。我具体工作是去了西城区糕点厂，地址在西直门北下关那里。邻居就是北京市食品供应处。也就是共中央部级以上干部吃喝了的特供单位。他的销售门脸儿在东华门34号是不对外的，后边儿还会讲到。我连人带铺盖卷儿直接搬到了厂子里，什么别的家当也没有。一切从零开始。我知道。这已经是好之又好的工作了。我的发小儿在山西插队，跟我讲过，要是能回北京扫大街炸油饼儿我都干。而我已提前实现了这一条儿。我知道东北军垦或山西陕西插队的都有红宝书带回，还有些人利用插队学了各种技能和文化课。更有高人自学成才，挚友陈小悦在延川插队就学了很多。我什么也没学，务农和日常生活就已把我的时间填的满满的了，心里有的就是每当劳累不堪时就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段话在我脑海里盘旋过无数次，语录歌儿深入骨髓。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腔儿我倒背如流。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我五音不全。最不能唱的。可那唱腔能让我热血沸腾，我一心想。爹黑娘黑，我不能黑，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这种信念一直支撑我多年，直到1976年之后，我才再次印证了所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是彻头彻尾的屁话，是安抚对立面儿的。这叼买人心的鬼话是统治阶级的黑话。到了工厂，我以为我是工人阶级一份子，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挣工资了，是国家在编人员生活有保障了，我从跟牛车装粪卸粪，变成了炸的江米条儿的，全西城区都得吃我炸的江米条儿。那炸酱面条儿的油锅像水渠一样，156米长，上口宽1.5米。需下口窄，有一米不到。高出地面有齐腰高。实体有热力给油加热，保持恒温。工人站在油池两侧耍大笊篱把从一端由机器输入的生江米条儿翻绞倒油池子的末端。四个人脸对脸。再油池两侧干这个。江米条儿翻滚到池尾，就已炸熟了。由我站在那里耍大笊篱，有比炉前工给锅炉添煤那样的大铁铲尺寸还大的铁笊篱，把熟江米条儿捞出来放在边儿上控油。在筛子里控好油之后，再倒入食品箱里。满一个箱儿，就在上边儿再放一个空的，一直落到齐胸高，有五个箱子。那时有别人运走自己在铺箱子装满。木箱儿就是那个年代时食品店卖糕点的那种木箱，大致有一米长60宽。25公分高，分量不轻，那活儿算厂里的重体力劳动，仿佛就是给我傻大个子预备好的。好在有插队这碗酒垫底，我什么酒都能对付。趁热拉走的江米条儿立即上另一台机器，里面滚糖，沾满糖的就是市场上卖的成品了，平时一天八小时能出7000到8000斤，逢年过节则要加倍。半夜两点钟进车间，卸江米粉，60斤一袋儿。卸满院内像搭了一个戏台一样。有人和面，机器切凌晨五六点钟就开始炸。一天一万多斤，江米面，使完了为止。我师傅张景田家在通县，常年驻厂瘦干，老者能干，真是老职工的榜样，后来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一切都他带我干，厂长，党支部书记姜凤腾有时到车间来看看。业余时间我担起了厂里出黑板报的任务，用粉笔写写画画，我当初到西城副食来异想天开的想当美工，画橱窗儿，结果干到了第二年春天，就被借调到了管理处写简报去了。我人还在厂里住早出晚归。每日到管理处跟着军代表一把手儿留刘冀到处下基层去。全处管着西城三十来个基层革委会共400来家门店。包括副食店食品店门市部。另外还有糕点厂肉食加工厂豆制品一厂二厂等几个加工厂，职工业余学校和诊疗所。总共有一万四五千人，后来军代表撤走了，原副食的党委书记马宏道回来了，他是陕北人，红小鬼出身，工作能力强，有群众基础和威信。还一个副书记叫王宝簾。是北师大地理系教授的独生子，抗美援朝坚决参军，文革全在市商校干。现家住北师大，有文化抓宣传，对我很关照。那时政治挂帅，在平安里办公大院儿内，党委座北朝南头一排。中间是小会议室，最多坐30人，平时常委七八人开会在那里。左右各有一间是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办公。对面儿二十来米远是是座南朝北的，党委和行政办公室。东厢房是大会议室，可坐200来人。党委小会议室背后第二排就是宣传科占四间。另外，团委占一间。组织科在东厢房。宣传科号称总统府，政治统帅一切。我后来正式调入，就住在宣传科办公室里住，支了一张木板床，那时我在宣传科干得很欢。领袖号召学习马列的六本书，我努力自学写眉批做笔记，多年插队不学习可有学习机会了。学《反杜林论》时，很难懂，就和科里年轻同事去商业部听人大毕业的经济学老师老潘讲课。那是他开给部局级老干部的班儿，我们旁听。正学得欢，1973年3月27日至4月3日。市里要召开共青团北京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团的代表大会。在这之前，区里已经开完了区域级的团代会，我在宣传科工作，根本不知道。临要开会了宣传科通知我去参加会，并让我写一篇插队有关的文章，于是我把插队的情况一五一十叙述了一遍，讲到参加当地阶级斗争。安家盖房的波折。过了些天，北京日报送来了一篇签字打印的小样儿。把我认为精彩的部分全删了，成了一片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平铺直叙的官样文章。会后我才明白，那是配合团代会组织的版面。我写那篇最终未登出，等集中到西苑旅社会务组又组织了十来个人开了个会。由原文革前，中国少年报主编，一位50多岁的女同志主持。去的都是各类有代表性的子女，其中有傅作义的儿子，八中毕业的付*，有阿沛阿旺晋美的女儿央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华侨商人的女儿叫陈艾宓。他在密云喇叭沟门儿村教小学，是离京城最远的一个村儿，他有风湿病，大夏天五六月份还穿棉裤，跟学生一块儿劳动，蹲不住就跪在地里边干。他在大会上发言十分感人，参加这个会我才明白了，我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定位。会上还要每人写一个大会闭幕发言。后来选用了别人的发言，所以我是作为可教子女后增补进去的，是组织打着灯笼旋找出来的。而去村里调查我的领队就是当时副食的团委书记康子义，他会前就被借调到市团代会筹备组。去顺义查有十几个发音接近我的名字的人。于是找县委一问，才知道这人已经回北京了。赶到村儿里查明我的情况和表现后又去公社，发现我是团员，但入团后很快即回城了。公社那儿还有的手续不全，给我把手续补齐了才算了事，大会后康留在团市委任青工部长。这些都是会后团区委副书记刘乃信告诉我的。通过会议，我才认识了西城团的系统的一些人。会议期间住在西苑旅社，正经吃了几天好饭。最后一天选举第六届委员会委员，选举权大会下发了铅印的候选人名单表格。委员中竟然有我，真吓了我一跳，出乎预料的是全票通过后。（那会儿除本人那一票外，没有不全票的）。让所有95名委员，15名候补委员上主席台，我这黑帮狗仔子，泥腿子的农民，油炸鬼轧江米条儿的也上了台牌儿，真是一阵风。鸡毛吹上了天。腾云驾雾一样，那时全然不知当时露多大脸，日后会现多大眼，真如老农民所说出头的椽子先糟。
会后不久，组织上就动员我申请入党。这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多少年的黑帮狗仔子轮谁也轮不到我头上，殊不知我是作为党的政策的一个符号儿安排在那儿的，用于体现党的政策，让无数狗仔的羡慕嫉妒恨不屑甚至嗤之以鼻。团代会过后四五个月，1973年八九月份开了我的发展会。恰恰是在这一时间前后，也就是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央召开了第11次党代会，家父被推选为十大代表并进入主席团。成为唯一一位文科学者代表。这在当时是很打眼的，会议期间，在北京代表团内，他见到了同为十大代表的我插队所在地顺义县杨镇公社陈坨大队的章旺书记。西城区委书记马进。张旺书记可说了不少我的好话，使从未谋面的马进书记对我有了了解，这或许对我突击入党和委以重任有些关系。开发展会前。我按要求写了很长的自传和入党申请书，那时我已经在宣传科摇笔杆子了，但人事关系还在糕点厂。发展会是回糕点厂开的。介绍人一个是我师傅张景田，一个另一个市场干部孟兆增。300多人的厂子有20多名党员，当会上让我发言时，我泣不成声。我可以说是痛哭流涕。回顾以往，自文革以来，我记忆中没掉过眼泪，插队后一股莫名的劲儿憋在心中，我嚎啕大哭。全场静悄悄的足足哭了有5-7-8分钟。这些年的心结，多少心中的愁苦，数不尽的委屈一起涌上心头，血一直涌到头顶，胀得不行，幸亏那时候年轻，不然能晕过去。这跟当年盖房不成两眼冒金星儿另是别样滋味，全场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那不是小说，而是真事儿。组织终于认可了我。那还有什么说的？好好干吧。
现在想起来，那时太年轻了。到了七七年。挨整时，我一滴眼泪都没有了再下来，我被调任团委书记，相当于科级干部，工资未变，还是36元是以工代干。后来转干涨为43元，我这一辈子就是这43元在没有变过。我接的是原团委书记杨凤芝的班儿，他接的是康子义，康调团市委青工部后的班儿。她是西单菜市场售货员出身，门头沟矿工的女儿，人很好踏实可靠听话能力有限。她调任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那时区委副书记管组织的是位女将叫张凤文。她是给张输送人才，印象中张兼组织部长。我接手后犯了个大忌，就是觉得杨凤芝有的工作不到位有微词，其实是把事儿做好的心切，把漏洞赶紧补上就是了。好在她是好脾气，况且已升职了。那两年正是团组织发展的当口儿。新就业青年很多，团员由800多人，猛增到1800多人，财贸战线面临大量老职工退休。七三到七五届中学生大量分来，加上插队回来，光顺义的就一大批。我那批回来的，经过下乡锻炼，吃苦耐劳。很多成为基层骨干，又正值中央提倡老中青三结合，一直到基层党支部都要配备年轻人，这样我被选入党委任常委。还有一名女青年是老商业学校毕业的为基层支部书记，也是党委常委。各支部除商校的就是顺义插队回来的，年轻的有党支部副书记兼团支部书记，这儿党团力量很强。干起工作得心应手，我调到团委与宣传科办公。住的屋子只一墙之隔。人没有动，还住在老地方，很方便。那时每日工作连轴转。会议议题多，党委开常委会，我召集团支书开会，时有区委开扩大会贯彻中央市委文件精神加以讨论。空余时间下基层，晚上有送报团委的团支部或发展的新团员的档案材料要看。机关规定的每周半天劳动，我常只能安排周日休息去基层门市部劳动。通过审阅大量档案我才明细。组织上看人，与平常人看人不一样。
一些团干部儿或团员的出身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在我脑海里都留有印记，人和档案都是要对上号儿的，看人有一眼看穿的感觉。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表现”加“档案”立刻能把人分为左中右。这就使人事干部儿自然被民间称为人贩子。不懂58反之。党团组织的严密性就在于此，至于团市委委员本身只是一个名分，不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另有团市委机关一批人在干。我们委员只是每年春秋各一次全体委员会。年初讨论团市委机关拟定的工作计划，年末开会向各委员汇报落实情况。委员们就是在市党校住几天，举手吃饭。那年头儿没有什么提案制，一般也提不出什么意见和建议。
另外，每年组织几次参观，让青年干部开阔眼界。如参观过首钢一直到高炉前，热得烤脸；去第一机床厂车间。去大红门儿屠宰场看流水线机械化宰猪，有时偶有讲座。记得有一次在工人体育馆，由北大洪君彦(章含之前夫)讲国际经济。我知此人。特地跑去听，主席台上几乎无人。我拿着请柬，也不好意思往台上做。找个偏斜的位置坐下，可见那些委员，书记都忙于工作，西城也没其他人来，这种忙乱的日常工作，我很适应，干得十分认真，带劲儿。觉得我终于受到组织的认可。
那时有一次推荐上大学，是北师大日语系的工农兵学员。全副食只有一位名额，党委副书记王宝簾问我去不去？其实文革停课，失学期间曾和家父学过几天日语，但我自知外语天赋不高，在中学学俄语就一般般。而家母同时教我妹妹英语颇见成效。日后成了她在美读博，以至于安身立命之本，我从小儿就喜好绘画，初中常去清华，土建系看画儿。如有土建系的名额，我会考虑。1966年如果高考，我将报的是清华土建系。那我的绘画正好用上，且建筑学专业到最后就是画图。师大日语系出来就是教中学日语，没兴趣。而我那时正干得欢，三十来个团支部儿，上下左右都处得来，工作一呼百应。家父《毕竟是书生》中，说我保送不去正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可我当时想的是别给脸不要脸，我当可教子女典型就要给可教子女争口气，那时可教子女只是上边儿从政策考虑团结大多数是怀柔政策，到基层实际生活中可教子女，想翻身是很难的。阜成门内团支部就有一个男孩儿，表现突出。卖肉不惜力，各方面都好，他是中国《电影儿发展史》一书的作者程季华之子，程季华为30年代左翼电影界人物老地下党员，电影家协会副会长之类的人物。
江青否定30年代电影界，他在其中又是打倒又是关押，我想说树个典型，因分到财贸系统出身差的人不少，他可起到示范作用。后来我宣讲批判天安门四五事件，在他们支部讲过一次，全区有很多系统都讲过。但是在管理处系统没讲过。他离场。到楼上晾台乘凉去了。说明他是很接地气的。和当时的政治气候是拧着劲儿的。所以最终也未树成典型。
大量事实证明可教子女，只有他老子翻身了，子女才能彻底翻身，不然只是个摆设。老子如翻身掌权，子女则飞黄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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